核心刊物论文发表土家族“哭嫁”习俗的教育功能
哭嫁习俗是土家地区至今仍然存在的土家族传统婚俗，是土家族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之一。过去，土家姑娘从十二三岁开始学习哭嫁。不哭的姑娘不准出嫁。现在，哭嫁仅在偏僻的山寨保存。张家界常住人口1476521人，土家族人口980852人，占66.43%(2010)。因此，张家界的哭嫁习俗是其土家族婚俗文化的特色，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研究土家族哭嫁习俗的教育功能有利于传承土家族传统婚俗文化，而坚持对土家族哭嫁习俗的传承与创新又有利于发挥其正向教育功能。本文是一篇核心刊物论文发表社科类论文范文，社科类核心期刊推荐《大庆社会科学》是由大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大庆石油管理局政工研究会、大庆市金融学会协办的惟一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社科类综合性理论期刊，系黑龙江省社科类二级期刊。
摘 要：张家界土家族"哭嫁"习俗对个体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教育功能，其家庭教育功能尤为突出。然而，通过实地考察，"哭嫁"习俗在当地传承现状令人堪忧，在城市几乎消失，只有少数农村地区还保存较好。对此，从哭嫁词的调整、政府支持、乡土教材、家庭教育、完善编纂工作、加强媒体宣传等角度提出相关的措施与对策来保护和传承张家界土家族"哭嫁"习俗。
关键词：张家界,土家族,哭嫁,教育功能,传承现状
一、张家界土家族哭嫁习俗的渊源
在张家界土家风情园的哭嫁表演门口挂着清朝土家词人的竹枝词《哭嫁》，记载着："听说人家嫁姑娘，邀呼同伴暗商量。三三五五团团哭，你一场来我一场。"这首古老的词描绘出土家婚礼中哭嫁场面，而张家界土家族的哭嫁习俗由来已久。哭嫁习俗的起源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首先，封建社会的婚姻桎梏束缚了土家族女性。在封建社会，土家族属于土司管辖，而土司享有新娘的"初夜权"。在那个社会背景下，土家族青年男女仍然享有一定的婚前社交自由，一年一度的摆手节中，青年男女可以自由选择配偶。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政策在土家族地区推行，于是出现了包办婚姻，婚姻不能自由，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能违抗婚约。于是，土家族女性借助哭嫁来宣泄心中的不满与痛苦。
其次，张家界地区的农耕文化决定了其婚姻形态。张家界地处武陵源山脉，九分山水半分地，地虽少，但适合种稻。张家界土家族的经济属于典型的山地农业型。土家人"靠田吃饭"，田地是土家族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当时，男方家中的田地成为女方的重要择偶条件之一。父母希望女儿婚后有生活保障，于是就轻信媒人的花言巧语，答应婚事。然而很多情况下，订婚之事都是由媒人主事，双方在订婚前不了解真实情况，结果等到出嫁，发现男方情况不好，或身体残缺、或弱智，却不能悔婚，于是伤心欲绝地"哭嫁"。
另外，张家界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导致新娘嫁出去很难再回娘家。尤其在封建时期，山路崎岖，路途遥远，没有现代的通讯方式和交通工具。新娘嫁出去了，嫁妆也搬到婆家，再想回趟娘家，恐怕十分困难。因此，新娘"哭父母"、"哭姊妹"、"哭婶母"等等都是表达了心中的不舍之情。
二、张家界土家族哭嫁习俗的教育功能
教育功能是教育活动和教育系统对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和作用。从作用的对象看，教育功能分为个体功能和社会功能。[1]
(一)哭嫁对个体的教育功能
土家族新娘一般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子，在偏僻的农村，女孩受教育不多，在家比较任性，受父母宠爱。而当女孩即将步入婚姻，嫁入婆家，她就要同原生家庭进行割离，组建自己的家庭。这时候，土家族姑娘在结婚前十天半月开始"哭嫁"，结婚前一天达到高潮。这种告别"少女"身份，进入"妇人"角色的哭嫁仪式其实是一种成人礼。"哭嫁"是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集中营，对女性有着重要的教育功能。
土家族哭嫁过程中，长辈对新娘的教诲中包含了新娘婚后需掌握的生产生活技能、本民族的文化内化、身份认同和角色转换等意蕴。"哭嫁"的形式与内容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它体现了不同家庭的"家教观"和行为方式。随着时代变迁，土家族"哭嫁"也从原来的传统仪式转变成具有当代烙印的特殊婚俗。
在调研过程中，张家界地区不同年代和不同地区的土家族女性经历的"哭嫁"婚俗是有差异的。传统的土家族哭嫁仪式包含了哭祖先、哭父母、哭舅父母、哭姨夫母、哭兄嫂、哭姐妹、哭媒人、哭穿露水衣、哭上轿等，形式上是"哭中带唱"，体现了伤心欲绝的情感。过去的哭嫁词中，父母教育新娘嫁到夫家后，要顺夫，顺从丈夫;要尊重婆婆、公公;要学会做家务;早晨要给公公婆婆端洗脸水，晚上要给公公婆婆端洗脚水;每天要把婚床清洁一次等。女性出嫁后便只能在家做个顺从的贤妻良母，地位较低下。
随着时代进步，当今女性地位日益提高，交通和网络日益发达，"嫁女儿"也显得不那么伤痛了。在自由婚恋的背景下，"哭嫁"很少哭中带唱，也很少有骂媒婆的内容。有些传统土家族家庭，在婚礼前请专门的"哭嫁先生"来教哭嫁词，为的只是沿袭土家族的传统婚俗形式;而有些新娘在出嫁前自发"哭嫁"，情到伤心处，痛哭流涕，主要形式是和父母、亲人边聊家常边哭泣。一方面，表达不舍之情，另一方面母亲会教育出嫁的女儿要做个好妻子、好儿媳，要懂礼仪、懂规矩等。
因此，"哭嫁"习俗促进了新娘的个性化发展，它不是对传统的简单顺从和适应，而是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发展、变革和创新，新娘在"哭嫁"过程中不断提高了主体意识和创造性。
(二)哭嫁对社会的教育功能
1.哭嫁的文化教育功能
土家族婚俗文化以"哭嫁"为载体，具有文化传承和文化创造的功能。根据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观点，社会对人的行为的制约主要依赖于一系列的符号、仪式等文化，拉康把这类文化称为"象征秩序"，他认为"只要个人讲述的是象征秩序--内化其社会性别角色和阶级角色--的语言，社会就能以相当稳定的形式继续复制自己。[2]土家族通过"哭嫁"这一婚俗，传承了本民族重视" 和"的家庭观，重视"孝"的长幼观，重视"忠"的国家观，以及重情重义、忠厚善良、奋勇拼搏、积极豁达的民族精神。王天意先生说过"宗族的文化功能是不可以全盘否定的，其中包含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关键是看宗族的文化功能怎样与现代化的节奏合拍。"[3]因此，随着时代变迁，"哭嫁"的习俗也随之调整，反映了当代土家族文化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对自我的调适和再创造。 2.哭嫁习俗的经济功能
"哭嫁"作为土家族的传统文化之一，成为土家族的一张"名片"，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功能。"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随着"哭嫁"习俗被囊括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中，它的受重视程度愈加明显。张家界地区的旅游景点，如土家风情园专门设置了哭嫁表演，将这一民族文化传播给世界各地来的游客，类似的还有袁家寨子、魅力湘西的演出。这一习俗成为土家族文化的一种"符号"，吸引着游客前来探求，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3.哭嫁习俗的社会功能
哭嫁习俗加强了新娘及其家庭的社会交往能力。土家族女子出嫁前，除了哭爹娘、哭亲人，还会邀来同村的9名年龄相仿的女子陪哭，即陪十姊妹，她们感同身受，倾诉离别之情，这一仪式加强了新娘及其家庭与家族成员、好友、乡里邻居的情感互动与紧密联系，扩大了人与人之间、村寨与村寨之间的交往。
哭嫁习俗还强化了族群认同，对于社会和谐有重要功能。土家族传统婚礼对于一定范围的族群来说，是一件大家共同的大事，通常乡里乡亲都会齐心协力办好婚礼，同时积极参与，前来祝福新婚夫妻及其家庭。
(三)哭嫁的家庭教育功能
在张家界地区所做的关于土家族"哭嫁"习俗的教育功能与传承现状的调查问卷中，114位填写问卷的被访者中大多数人认同"哭嫁"习俗的家庭教育功能。
哭嫁习俗强化了新娘的家庭眷念情感，具有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功能。土家族哭嫁具有强烈的宗族性特征，它是新娘整个家族亲友的"群体性"情感交流。"所以哭嫁不仅是新娘个人，而且是土家族氏族群体内部所有女性的悲伤情怀的抒发"，哭嫁群体包括以母亲姨母为代表的长辈、兄嫂姐妹为代表的平辈以及闺中朋友为代表的伙伴甚至村寨乡亲的邻居。因此，"哭嫁并不是新娘一人哭诉，而是内亲外戚的集体哭诉，具有'家族性'。"[4]
"哭嫁"有助于培养家庭和睦、包容谦让的家庭观和重亲重孝、尊老爱幼的长幼观。"鸟儿长大要飞的，鱼儿长大要游的，马儿长大要跑的，女儿长大要嫁的。我的女儿我的心，你到婆家要小心，只能墙上加得土，不能雪上再加霜，婆家人可大声讲，你的话却要轻，金盘打水清又清，你的脾气娘知情，铜盆打水黄又黄，你的脾气要改光，亲生爹娘不要紧，公婆面前要奉敬。"--张家界土家族哭嫁歌《娘哭女》。母亲对新娘的哭嫁词中除了表达不舍，主要是对女儿的教育与叮嘱。这些教育有助于新娘在嫁到婆家后孝顺公婆、相夫教子，以达到婚姻幸福，家庭和睦。
"哭嫁"宣扬了勤奋好学、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和积极向上、豁达开朗的人生观。张家界的土家族人居住大山之中，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土家族人过着"靠山靠水靠田地"的生活。
由于山区气候变化异常，自然灾害时有发生。艰苦的生存环境要求土家族妇女必须有勤俭持家的生活能力和奋勇拼搏的生活毅力，以及积极向上的、豁达开朗的生活态度。例如：
婶娘劝哭侄女："左邻右舍和亲戚，大家团结人心齐。冷言冷语你要受，冷茶冷饭你要吃。勤劳苦工你要做，兴家立业要费力。万丈高楼从地起，勤俭持家是第一。"[5]
三、土家族"哭嫁"习俗的传承现状
笔者通过对张家界地区的问卷与访谈调查，发现约26%的受访者比较了解土家族哭嫁习俗，68%的受访者不太了解，6%完全不了解。而大多数人是通过亲人朋友的婚礼、长辈的口耳相传、当地的哭嫁表演以及网络等媒体来了解土家族"哭嫁"习俗的。而超过半数的土家族受访者在自己的婚礼中没有或不打算保留"哭嫁"习俗。但是，超过85%的受访者希望土家族"哭嫁"习俗在张家界地区继续完整保存下去。
土家族"哭嫁"习俗在张家界地区传承现状令人堪忧，甚至濒危，只有少数偏远山区和乡村仍旧较好保存，而在城市基本已经消失。现代的哭嫁仪式流于形式，娱乐性为主。在过去，土家族新娘通过"哭嫁"宣泄心中的悲伤和哀怨，而现代哭嫁逐渐流于形式，趋向于娱乐性。哭嫁成为一种带有"表演"的形式，哭嫁新娘充当着"哭嫁演员"的身份。
张家界地区土家族"哭嫁"习俗出现濒危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当今社会，女性地位提高，男女趋于平等，新娘在出嫁时并不会对婚后生活感到十分恐惧;同时，交通便利，网络发达，出嫁新娘与娘家不会像过去那样"生死两茫茫";城市化的推进，使很多年轻人离开农村，走向城市，成为"白领"或工人，工作时间固定而紧张，而哭嫁的仪式以及传统的土家族婚礼十分耗时，至少两三天，所以在城市举办这样的传统婚礼具有很大的阻碍;另外，随着全球化发展、人口流动，民族交融，土家族受到西方、汉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逐渐丧失了一些本民族的文化印记，趋于同化。
四、保护与传承张家界土家族哭嫁习俗的举措与建议
虽然，受访者都表示，土家族"哭嫁"习俗在张家界地区完整传承下去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但是大家都纷纷表示，土家族"哭嫁"是在土家族这一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它体现了土家族姑娘的贤良淑德，抒发了土家人的"情"，彰显了土家族的民族精神。
因此，我们要努力保护和传承好土家族的"哭嫁"婚俗。可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一)哭嫁词或哭嫁歌要跟随时代特征适时调整内容与形式
很多传统的哭嫁词反映的是当时社会尤其还有封建社会的文化印记，有些民间的哭嫁词还保存关于"媒人嚼舌根"等封建社会时的婚俗，显然已不适用。所以，当代土家族哭嫁词的内容应该适时调整，要符合当代社会婚嫁习俗和观念。另外，形式上可以更加自然地表现新娘及亲人的心理与情感，不要让哭嫁程序化或成为一种"被迫表演"。
(二)政府鼓励当地土家族新人在婚礼中保存传统的土家族哭嫁和婚礼仪式
很多土家族新人在内心希望举行传统的土家族婚礼，但是在现代都市实现起来困难重重，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因此，当地政府或居委会、村委会等应该鼓励新人举办传统的土家族婚礼，也可以邀请"哭嫁先生"进社区，发放相关的宣传册子，组织适婚女性学习哭嫁，给予土家族新人适当的帮助或补助等，使传统土家族婚俗再度掀起风潮，以更广泛地传承下去。 (三)哭嫁文化进乡土教材或校本课程
当地有些学校开设了校本课程，中学时会学习乡土地理、乡土历史等，但是关于当地风土民情的内容较少，因此要普及"哭嫁"文化可以将这一内容涵盖到乡土教材中;或者开设相关的民族风情等选修课，供更多的学生学习和了解;也可以在小学思想品德课中普及土家族传统文化。
(四)家庭教育是传承"哭嫁"习俗等土家族传统文化的最佳方式
本次调研中，受访者共有21位已婚女性作为"哭嫁新娘"亲身经历过哭嫁的传统土家族婚礼，年龄跨度从21岁到64岁，还有的老人作为"哭嫁母亲"见证自己的女儿的哭嫁婚礼。她们大多都是由口耳相传等家庭教育方式了解土家族传统婚俗，这种方式是最便利和完整的传承途径，有利于"哭嫁"习俗等土家族传统文化的保存与继承。
(五)完善"哭嫁"习俗的搜集整理编纂工作，丰富哭嫁表演的观赏性和真实性
张家界地区的土家族哭嫁习俗虽然流传已久，但至今已变得支离破碎，零星分布于各村落，缺乏专业人员对其实施大规模的搜集、整理以及编纂成书或影像资料，这不利于这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因此，我们应该设立专门的"哭嫁文化抢救队"将张家界地区以及整个土家族"哭嫁"文化整理成体系，编纂地方志和民族志，不断丰富相关资料。同时，大力发展旅游业，丰富哭嫁表演的观赏性，还原其真实场景，避免民俗文化的"变味"。
(六)加强电视网络等媒体对哭嫁文化的宣传与记录
2014年7月21日，张家界土家婚俗《庐舍里的婚礼》首次以纪录片的形式在中央电视台第九套记录频道《时代》、《真相》栏目播出。纪录片真实记录了 2012年9月，张家界永定区王家坪镇石堰坪村全子科为儿子儿媳举办的土家族传统婚礼。片**绍了土家族的配銮书、发八字、告祖、抬花轿、哭嫁等传统婚嫁习俗，向世人展示了张家界土家族的传统婚俗与民族风情，对宣传和传承土家族"哭嫁"习俗以及土家文化有着重要影响力。因此，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舆论的氛围和媒体的宣传。
土家族"哭嫁"习俗是土家民族文化的瑰宝，不仅有着重要的教育功能，也有着特殊的艺术韵味，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民族文化内涵。笔者通过对张家界部分地区的田野调查，了解到当地的"哭嫁"习俗传承现状和困境，希望为当地土家族"哭嫁"等传统文化的保护建言献策。
注释：
[1]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学基础[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12)：31-32.
[2][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Rosemarie Putnam Tong)，艾晓明等译.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0)：289.
[3]莫代山.浅论土家族宗族的文化功能及其当代调适[J].贵州民族研究，2006(1)：37.
[4]彭福荣.试论土家族哭嫁歌的教育内涵[J].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12(1)：159-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