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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爬梳帝师日巴及其门徒的主要事迹,阐述了在囊谦王室的大力支持下,巴隆噶举派在玉树境内一度成为诸派之尊,并由此传播于世。但是,白利王的焚寺事件,使该派在玉树乃至其它藏区的发展势头渐显缓慢,从此在囊谦王室的政教关系层面,开始了与珠巴噶举派轮回更替的历史演变。
[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报,巴隆噶举派,珠巴噶举派,玉树地区,帝师日巴,囊谦王室
藏传佛教各大哲学流派中,分支派系最多的是噶举派,其中仅达波噶举派中就包括四大支流和八小派系,附论索芒噶举和尼多噶举两派。然而作为四大支流之一的巴隆噶举派,尽管首次荣登中国历史上的帝师宝座,但是,由于历史变迁而日臻衰萎,今天的玉树地区还能见到其踪迹。于是,笔者立足于玉树地区,巴隆噶举派的开创历程和该区域内的历史演变,简要予以阐述。
一、噶举派在玉树地区的传播综述
公元十二世纪初期,噶举派是从卫藏地区发展起来的,属于新译续藏萨玛派系统。最初创建者先后两位大师,即琼波南觉巴(990―1140)和玛尔巴译师(1012―1197),他们二位先后多次前往南亚各地游学,依止很多名师,研习了大量续藏文献,主要获得《四大语旨教授》。所谓《语旨》,乃佛语的意旨,由祖师口语相传,法脉不断遂称为语传,故藏语称其 “噶举(bkv-brgyud)”。后来琼波南觉巴的学统在后藏形成了一个传承系统,称为“香巴噶举(shngs-pa- bkv-brgyud)”,马尔巴在前藏形成了一个传承系统,称为“达波噶举(dwgs-po- bkv-brgyud)。虽然二者的门户不同,但由于他们两人的传承均出自一个来源,又都亲领语旨教授,所以后来均称其为“噶举巴”[1](P.40)。其中,香巴噶举,从琼波南觉巴起虽有藏派、嘉派、桑丁派和日贡派组成的香巴噶举七宝传,但后来大多并入其他宗派之中,未能独立成系了。在历史上,香巴噶举曾传入玉树地区,今天囊谦县着晓乡玛兀通村西边的燃觉寺,初奉香巴噶举派,约1745年由尼多噶举派活佛燃觉噶玛钦白改宗为尼多噶举派,至今仍保留了香巴噶举的殿堂,殿内供有香巴噶举派创始人琼波南觉巴的塑像和该派的典籍文献。今天囊谦县吉曲乡政府所在地,也曾为香巴噶举派寺院的布喀玛寺之故址,1239 年不幸毁于阔端部将多达那布的铁骑之下,后来未能恢复重建[2](P.57)[3](P.398、408)。同时,香巴噶举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塘东杰波(1361――1485年)的传记在玉树地区广为流传,并在索芒噶举派为首的寺院内绘有他的肖像及其事迹的壁画,这主要体现塘东杰波对藏族戏剧学、建筑学、医药学和密乘精要明点(grub-chen-thugs-thig)方面的杰出贡献和传承。
噶举派的另一支主要流派达波噶举,虽然始创于玛尔巴译师和米拉日巴时期,但是,他们二人均未广建寺院,扩招门徒,因此其规模并未得到更大发展。在第三代达波拉杰(1079―1153)时期,才在达波地区建立岗波寺,广聚学徒,日臻发展成颇多派系旁支,通称为“噶举四派八系二支”。其中,噶玛噶举、蔡巴噶举①(P.515-516)、巴隆噶举和帕竹噶举组成噶举四大流派;从帕竹噶举又衍生了直贡噶举、叶巴噶举、珠巴噶举、达隆噶举、亚桑噶举、朝普噶举、秀塞噶举和玛仓噶举八小派系。噶举派自己认为,从噶玛噶举中衍生了索芒噶举和尼多噶举组成的两大支系,他们的学统也跟藏传佛教其他流派的传承有整合汇流的明显迹象;从活佛系统层面,噶玛噶举还有黑帽和红帽两派的分类方法;从传播地域方面,有珠巴上、中、下、南和巴饶五大支系[4](P.530―532)。
从藏传佛教发展史来看,香巴噶举和达波噶举合而为一的主要流派是噶玛噶举、巴隆噶举、帕珠噶举派,以及其中衍生成支系的直贡噶举、叶巴噶举、珠巴噶举、索芒噶举和尼多噶举派,在玉树地区的传播不断地发展壮大。迄今为止,还有寺院一百余座,在玉树县有二十一座,包括五个派系的寺院;在称多县有八座,包括两大派系的寺院;在杂多县有十六座,包括四个派系的寺院;在囊谦县有五十六座,包括噶举派内部不同学说的七种派系[3](P.301、327、357、371)[5](P.46-47)。其中,大部分寺院至今仍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从中探寻在玉树地区最早建寺立足的流派,应该算达波拉杰门徒中属于最上首的“康巴三杰”之一的赛通肖贡(gsl-stong-shwo-sgom)②和噶玛・都松钦巴二人。其中赛通肖贡虽于12世纪中期左右在玉树囊谦县建立弥耶寺(mi-gyel-phug),最初形成了若干支系的传承,但没能得到进一步地发展,后来演变成为直贡噶举派的寺院,目前流传于世的只有护法神的酬补仪轨和大师的肉身舍利供奉于弥耶寺内[6](P.223)[7](P.63)。
二、巴隆噶举派的创立
巴隆噶举派,系藏传佛教噶举派四大流派之一,由达波拉杰的高足巴隆・达玛旺秋创立。巴隆・达玛旺秋(1127―1199年)出生于拉萨北面的彭域地区,属于达尕瓦家族,俗名叫奔嘉。八岁时师从噶哇达玛僧格和旺秋循努二位出家为僧,赐予“达玛旺秋”为法号,随后在善知识・夏玉巴和博多瓦之高足智布隆巴处,听受噶当派各大理论。经一位瑜伽师的引荐,在桑杰贡巴的陪伴下,二十一岁时前往岗布寺,依止达波拉杰为根本上师,潜心闻思噶举派殊胜经典,成为达波拉杰的高足之一。随后遵照上师的旨意,二十八岁时前往玛尔巴译师修行加持过的圣地巴隆地区,今天的西藏自治区那曲县境内,于1153年建立巴隆协珠曲科林寺,标志着巴隆噶举派的正式形成,巴隆噶举派名称的由来,也就是所建寺址的地名而得。关于巴隆寺所在的具体地理位置,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分歧的焦点主要在于西藏昂仁县和那曲县两个地方,对此克珠群佩先生主编的《西藏佛教史》中有详尽的考证[8](P.310),那曲县之说比较可信,在此不予赘述。巴隆・达玛旺秋在此修习七年之后,三次前往多康地区建立古措寺和洛德寺为代表的不少寺院,广收门徒,传播其学说。这期间,巴隆噶举派在玉树地区似乎有所传播,同时巴隆・达玛旺秋第一次结识了后来成为巴隆噶举派的主要传播者帝师日巴。巴隆噶举派的主要特点,在于达波拉杰所传之“溶迁”教授实相大手印,即乐空大手印理论,被整改为“溶迁法”(bsre- vpho-gseb-lm)。此法专为不能悟心实相,乃凭佛力把自己的心识迁移溶入佛心往生净土,快速成佛之一法。又传出《单追觉性捷径》,这是求悟心见性的一种密乘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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