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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关注自己是否得到他人的信任，并且也希望别人能够值得自己信任。大量研究表明，信任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体的利益，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稳定（Brewer，2008；DeBeer，2008；Gries&Crowson，2010；Lount，2010）。
摘要：群际信任是衡量群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尺度。群际信任指人们在群际互动中对其他群体成员的行为或意向做积极预期而且愿意承受相应的风险，这种信任主要是由群体成员所属的社会身份所决定的，表现为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影响群际信任的因素包括社会群体身份及其表征和群体之间的接触经验，增进群际信任的方法主要包括社会认同与群际接触两大类方法。未来的研究需结合已有进展和社会现实问题对中国的群际信任问题及增进方法进行深入和系统的探讨。
关键词：群际信任,内群体信任,外群体信任,社会认同,群际接触
1引言
在过去几十年里，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trust）的发生机制及其对人们思想、情感和行为的影响一直是社会心理学家研究的主要课题。然而，信任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群体与群体之间。在现实生活中，群体是我们生存依托的载体，我们每天都会与自身所属群体或其他群体的成员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佐斌，赵菊，2008）。为此，一些研究者开始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群际关系上。相应地，群际信任（intergrouptrust）的概念被引入到研究中，成为信任研究的重要方向（DeBeer，2008；Foddy，Platow，&Yamagishi，2009；Lewicki，McAllister，&Bies，1998；Rubini&Palmonan，2012；Song，2008，2009；Tam，Hewstone，Kenworthy，&Cairns，2009）。
群际信任研究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群际信任的增进，尤其是对外群体成员信任的增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群际偏见，促进群际关系的和谐发展。本文力图对已有关于群际信任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以阐明群际信任的概念、影响因素及其增进方法。
2群际信任的概念
2.1群际信任的理论界定
群际信任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它虽然受到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甚至是政治学家的广泛关注，但是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学者们大都是从自身研究需要对群际信任概念进行界定。例如，有研究者将群际信任定义为在加工关于某一外群体的不完整信息过程中的积极偏向（Yamagishi&Yamagishi，1994）：还有学者将群际信任看成是内群体对外群体行为的自信预期（Lewickieta1.，1998）；也有研究者将群际信任界定为内群体成员在与外群体成员真实互动时或想象互动时所感受到的一种潜在风险（DeBeer，2008；Ferrin，Bligh，&Kohles，2007；Tameta1.，2009）；另外，在一项有关群际信任的新近研究中，研究者（Vezzali，Capozza，Stathi，&Giovannini，2012）将其看作是在群际交往中对另一群体成员的一种预期及信念，是内群体（本群体）成员对外群体（他群体）成员的信任。尽管研究者对群际信任的概念表述不一，但他们都主张人们通常是把自己看作是某一社会群体的成员而非单独的个体与其他群体的成员发生互动，强调对外群体成员的积极预期。因此，我们将其界定为人们在群际互动中对其他群体成员的行为或意向做积极预期而愿意承受风险的一种心理状态，而且这种信任主要是由群体成员所属的社会身份所决定的，主要表现为对外群体（自己所不属于的、由他人构成的群体）成员的信任。
2.2群际信任的操作界定
当前，将群际信任具体化或操作化是许多研究者致力解决的问题。为了便于对群际信任进行量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采用经典的“信任博弈”（trustgame）范式对其进行操作界定。其基本思想是，将信任博弈范式中投资者（trustor）分给信托者（trustee）的钱数作为投资者对信托者的信任水平，将信托者返还给投资者的钱数作为信托者对投资者的信任水平。在经典的群际信任实验范式中，投资者和信托者大都是由3人组成的群体，并且信托者的身份信息是已知的，主要是通过群体的名称标签来区分内、外群体。其中，投资者群体和信托者群体的个体都是随机分配的，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要根据对方群体的身份信息代表该群体做出决策，最终给予信托者群体的金额是投资者群体成员协商的结果（Kugler，Bornstein，Kocher，&Sutter，2007；Song，2008，2009）。这种实验范式易于操作、简单直观，被广泛运用到实验室情境中，但它并不是研究群际信任的唯一方法。
事实上，信任博弈范式主要考察某一群体中的个体对另一群体中个体的信任，未能充分考虑到真实情境中的群际信任，例如，中美之间的信任（Gries&Crowson，2010；Niu，Xin，&Martins，2010）、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信任（Gillespie，2012）、中欧之间的信任（Delhey&Newton，2005）、“9·11事件”之后美国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信任（Shah，Ayash，Pharaon，&Gany，2008）、北爱尔兰地区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信任（Tameta1.，2009）。在这类真实情境的群际信任研究中，主要采用问卷法对其进行量化。Gries和Crowson（2010）在中美之间信任的研究中通过两个题目考察了美国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政府的信任程度，例如，“中国人是可信的”、“中国政府是可信的”，均采用七点计分（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Psaltis（2012）结合塞浦路斯问题的历史背景，通过三个题目测量了希腊族塞浦路斯人（GreekCypriots）与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TurkishCypriots）之间的信任情况，具体题目如下：“我不信任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因为他们想要报复我们过去对他们做过的事情”、“当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说他们爱塞浦路斯时，我信任他们”、“当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说他们想要和平时，我信任他们”，均采用五点计分。这种群际信任的研究方法，题目能够与真实的情境相结合，比较有针对性。此外，还有研究者（Gillespie，2012）通过分析古巴导弹危机中的两个主要当事国领导人（美国肯尼迪和苏联赫鲁晓夫）的信件、对话等档案文本来考察美苏两国之间的信任情况，结果发现信任和不信任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在两国之间同时共存。2.3群际信任与人际信任的区分
信任具有人际信任和群际信任之分。事实上，群际信任和人际信任都是社会互动中的基本调节机制，它们是两个有一定联系且容易混淆的概念。
综合已有研究，我们认为群际信任和人际信任的差异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人际信任通常是指两个或多个个体之间的信任，主要由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个体特征所决定，不受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的影响；相对而言，群际信任通常是由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所决定的，而较少受个体特征的影响（Foddyeta1.，2009）。其次，群际互动中的信任是不能还原为人际信任的，当个体认同某一群体时，人们会根据他们的群体成员身份感知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弱化群体成员个体特性的影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群际信任的作用要比人际信任的作用更强大（Song，2008，2009）。第三，在实验室模拟情境中，通过对一系列有关群际互动和人际互动情境中的信任研究发现，群际关系比人际关系具有更多的竞争性和更少的合作性。因此，在群际互动中的信任水平和可信赖性（trustworthniess）均低于人际互动中的情况（Kuglereta1.，2007；Song，2008，2009）。第四，虽然实验室情境中的信任博弈范式和真实情境中的信任测量方式已经成为研究信任的主要方法，但在人际信任与群际信任的研究中还是有所不同的。在群际信任的研究中，对方的群体身份都是已知的，然而在人际信任中，对方的信息通常是匿名的；此外，在信任博弈范式中，群际信任的博弈双方是3至5人组成的小群体，而在人际信任中博弈双方都是单个个体。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群际信任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群际信任通常发生在两个或多个群体之间的群际互动中，而且无论是在虚拟的群体情境中还是在真实的群体情境中，这种信任主要都是由群体成员所属的社会身份所决定；群际信任通常表现为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只有当群体成员身份凸显时才会形成群际信任，而且与外群体成员相比，人们更加倾向于信任内群体成员。
3群际信任的影响因素
综合已有研究发现，群际信任的影响因素有很多（Brewer，2008；Maddux&Brewer，2005；Platow，Foddy，Yamagishi，Lim，&Chow，2012；Song，2008，2009；Tameta1.，2009；Tanis&Postmes，2005；Turner，Crisp，&Lambert，2007；Turner&West，2012；Vezzalieta1.，2012）。我们将这些影响群际信任的因素分成两大类：社会认同层面（主要是社会群体身份及其表征）和群际接触层面（主要是群体之间的交往或接触经验），下文将介绍这两大层面中影响群际信任的主要因素。
3.1社会认同层面
社会认同理论是由Taifel和Turner（1986）在最简群体范式的研究基础上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所属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偏见，而且它还可以解释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成员身份的认知与表征是如何影响他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张莹瑞，佐斌，2006）。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来说，对群际信任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主要是社会群体身份及其表征。因此，下面我们将结合社会认同理论从社会群体身份及其表征这两个方面对群际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说明。
3.1.1社会群体身份
人们的社会群体身份是由社会类别赋予的，有些是与生俱来的，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如种族、民族、性别等；有些是后天形成的，例如，对文化的认同、某一群体的志愿者、职业身份、社会经济地位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做出的决策经常是代表一个群体或组织的利益（Song，2008，2009），而且当一个群体的成员与其他群体的成员互动时，个体往往会根据自己和对方所从属或认同的群体身份来推断对方是否值得信任（Foddyeta1.，2009；Gtith，Levati，&Ploner，2008）。例如，在公共场合遇到困难时，人们更可能向身着警服的人求助，这是因为警察这个社会身份受到人们的广泛信任，这就是社会身份在起作用。有研究者（Kramer，1999；Tanis&Postmes，2005）认为群际互动中对方的社会群体身份信息（内群体/外群体）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可以诱发信任（或不信任）的倾向，不管有没有个人线索，信任（或不信任）行为主要还是受社会群体身份的影响。对实验室情境中群际信任的研究发现，与内群体成员相比较，外群体成员通常被表征为不合作的、不值得信任的，人们更加倾向于信任内群体成员（BYewer，2008；Dovidio，Gaertner，Kawakami，&Hodson，2002；Lount，2010；Tanis&Postmes，2005；Song，2008）。可以看出，凸显个体的社会身份就足以引发群际信任（或不信任）行为。虽然社会群体身份不是解释群际信任行为的唯一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群体身份信息确实是人们在群际互动中最先注意到的信息之一，它影响着人们对其他群体可信性的感知和判断。
3.1.2社会群体身份的表征
社会身份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类别，它是客观存在的，而对社会身份的主观表征就是通过对自己所具有的社会类别进行加工来构建自己和他人的社会身份，并进行社会归类的过程。综合以往研究发现，人们对自己社会身份的主观表征方式和程度也会影响对他人的感知和判断，影响人们的群际信任行为（Bfewer，2008；DeBeer，2008；Foddyeta1.，2009；Maddux&Brewer，2005；Platoweta1.，2012；Tameta1.，2009；Yuki，Maddux，Brewer，&Takemura，2005）。对真实情境（如，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中群际信任的研究发现，人们对群体身份的表征会影响他们的群际信任行为。例如，Delhey和Newton（2005）对中欧之间信任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对国家身份的表征影响了他们对欧洲国家的信任程度，他们认为欧洲国家是对自己国家内群体的一种威胁，因此表现出较低的信任。Wertsch（2008）的研究发现，格鲁吉亚人认为自己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memories）与俄罗斯人的集体记忆是不同的，彼此被表征为不同的群体，最终对俄罗斯人（外群体）表现出较低的信任。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并不是只有一种社会身份，可以同时属于多种社会群体并拥有多重社会身份，而且人们对于自己多重社会身份之间关系的表征复杂性是有差异的（Brewer&Pierce，2005；Roccas&Brewer，2002）。这可能会导致高社会身份复杂性的个体认为在某一群体身份类别上是外群体的人可能同时在某些不同的身份类别上又是内群体成员，进而可能会倾向于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辛素飞，辛自强，2012）。尽管没有关于社会身份复杂性作为群际信任影响因素的直接证据，但是做出以下假设似乎也是合理的：一个人或群体成员根据多重社会身份被归类的可能性越大，他（或她）感知到与他人之间的相似性可能就越高，进而对他人的群际信任可能就越高。事实上，有研究者（Moreland&Levine，2002）发现只要工作群体中的新成员在某些凸显的类别上与正式员工相似就被认为是可信的。基于此，社会身份复杂性作为群际信任影响因素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合理的，但是仍需要将来的研究对其进行系统检验。
3.2群际接触层面
从群际接触角度来说，影响群际信任的因素主要有：直接的群际接触（directintergroupcontact）、拓展的群际接触（extendedintergroupcontact）和想象的群际接触（imaginedintergroupcontact）。从本质上来说，这三种接触形式都是在Allport（1954）的群际接触假说（群际接触可以改善对外群体的态度）基础上形成的，它们对群际信任的作用机制是一致的，而它们的主要差异在于拓展的群际接触和想象的群际接触都是间接的群际接触。下面我们将对这三种因素对群际信任影响的研究分别进行阐述。
3.2.1直接的群际接触
长期以来，群际接触一直被看成是改善群际关系的一种有效方式。群际接触理论认为通过最佳条件的接触能够减少群际偏见，增加群际信任。改善群际关系（Allport，1954；Pettigrew，1998；Pettigrew&Tropp，2006）。这里的“接触”，主要是指人们与外群体成员的直接接触（directcontact）和互动，其结果变量也主要是对外群体成员的态度。从群际信任的角度来说，不同群体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会改变人们对外群体成员的看法，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Hewstoneeta1.，2008；Tameta1.，2009；Vezzalieta1.，2012）。
已有研究表明，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程度会影响人们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Tam等人（2009）在北爱尔兰地区的天主教徒（Catholics）和新教徒（Protestants）之间考察了群际接触和群际信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与外群体接触水平高的人倾向于更加信任外群体。国内学者（卢国显，2007）在北京市海淀区考察了农民工和城里人两大群体之间的接触对其信任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信任程度随交往频次的增加、交往范围的扩大、交往强度的增加而增加。也就是说，接触程度越高，对外群体的信任程度也越高。另外，有研究（Zajonc，1968；Zebrowitz，White，&Wieneke，2008）发现，外群体的简单暴露效应（mereexposureeffect）可能也会影响人们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它主要是通过外群体的不断暴露而增加其熟悉度，进而可能会增加对外群体的喜欢程度和信任程度。可见，简单暴露效应的效果类似于直接群际接触的效果，它们都是通过不同程度的群际互动，改变人们对外群体原有的经验和认识，进而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
3.2.2拓展的群际接触
前面所提及的群际接触都是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而最近的研究发现，间接群际接触也会对群际信任产生影响（Tameta1.，2009）。Wright，Aron，McLaughlin-Volpe和Ropp（1997）提出拓展的群际接触概念，它是间接群际接触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基本思想是只要人们身边的内群体成员有外群体朋友，他们就可能形成积极的外群体态度。比如，如果一个天主教徒有很多新教徒朋友，那么这个天主教徒的天主教徒朋友对新教徒的偏见就会减少。
拓展的群际接触与直接群际接触的区别就是：拓展的群际接触不需要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与外群体实际接触的经历并不一定是增加群际信任的必要条件；而直接群际接触需要直接的、现场面对面的接触，只有当群体成员有这种接触机会时，它才可能成为增加群际信任的促进因素（Tameta1.，2009；Wrighteta1.，1997）。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两个相对立群体的成员很少有这种直接接触的机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拓展的群际接触（内群体成员周围有外群体朋友）似乎要比直接群际接触更加实用。Tam等人（2009）在北爱尔兰地区除了考察直接的群际接触对群际信任的影响之外，同时还考察了拓展的群际接触对增加群际信任的作用。研究发现，经历较高拓展接触水平的被试倾向于更加信任外群体成员，并且对外群体成员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
3.2.3想象的群际接触
间接群际接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想象的群际接触，它已经获得群际关系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想象接触的基本观点是，即使是让人们想象与外群体成员的接触，也可以改善群际态度和行为（Crisp，Stathi，Turner，&Husnu，2009；Crisp&Turner，2009；Turner&West，2012；Vezzalieta1.，2012）。想象的群际接触需要人们在心理上模拟与外群体成员的社会互动，想象与外群体成员积极的接触经历。这种接触形式会缩短人们与外群体成员的社会距离，改善对外群体成员的态度，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虽然这种间接的群际接触和直接的群际接触带来的效果差不多，但是想象的群际接触所造成的态度改变并不像直接的群际接触那样稳定，极易发生变化（Turner&Crisp，2010；Turner&West，2012）。近年来，已有大量研究（如，Turner&West，2012；Vezzalieta1.，2012）发现仅仅想象与外群体成员的接触也会对群际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包括带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较高的群际信任水平。Vezzali等人（2012）考察了想象接触对群际信任的影响，在研究中让意大利儿童被试想象与外来移民同伴的接触互动，结果发现想象接触条件中的被试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水平要显著高于控制组，对外群体的行为意图也更加积极。这可能主要是因为想象的群际接触可以促进人们对外群体成员进行人性化归因（humannessattributions），从而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
4增进群际信任的方法
上文介绍了有关影响群际信任的两大类因素：社会群体身份及其表征、群体之间的交往或接触经验。基于此，下文分别以社会认同理论和群际接触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概括增进群际信任的方法，并结合我国的现实问题具体说明。
4.1社会认同的方法
社会认同理论（Tajfel&Turner，1986）认为人们是通过社会类化（categorization）的过程对自己所属群体产生认同，它试图解释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成员身份的认知是如何影响他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如前所述，群体身份及其表征对群际信任具有重要影响，并且有研究（Foddyeta1.2009；Maddux&Brewer，2005；Platoweta1.，2012；Tameta1.，2009；Tanis&Postmes，2005）发现人们对内群体成员的信任要高于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自己与他人同属于一个内群体（Foddyeta1.，2009；Platoweta1.，2012）。这就启发我们要想增加群际信任程度，尤其是对外群体的信任程度，可以以社会认同理论为依据，通过改变群体身份认知来使外群体靠近内群体，从而增加对原先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基于此，我们总结了以往研究中关于改变身份认知使外群体靠近内群体的几种主要方法，并且这些方法已经在减少群际偏见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虽然偏见和信任不是同义词，但是它们之间都有着相似的过程（Yamagishi&Kiyonari，2000）。因此，下面我们将结合一些现实问题对通过改变身份认知来增进群际信任的方法进行几点说明。
首先，以Gaertner和Dovidio（2000）的共同内群体身份模型（commoningroupidentitymodel）为依据，个体通过构建一个新的、更高一级的、共同的群体身份来弱化群际边界，把原先的外群体成员知觉为内群体成员，更多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相似性，拉近彼此的社会距离，进而可能会增加对原有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有研究（Dovidioeta1.，1997）将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作为群际信任的指标，结果发现共同内群体身份会增加群际信任。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问题关系到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就使得各民族之间的群际信任问题显得格外重要。目前，在我国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有时会出现信任缺失的问题，为了增进他们之间的群际信任程度，改善民族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共同内群体身份模型构建一个新的、更高一级的、共同的群体身份（如中国人）来改变原有的身份认知，将内群体（如汉族人）眼中的所谓“外人”（如某一少数民族的人）看成是“自己人”（都是中国人），从而增加对原有外群体的信任，促进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
其次，在社会认同的条件下，人们的态度和行为都是根据内群体的标准进行的。因此，这时要想改善对外群体成员的态度，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我们可以通过交叉类别（crosscategorization）的方式来降低群际界限的凸显性（Goar，2007；Vescio，Judd，&Kwan，2004）。具体来说，交叉类别范式增加对外群体成员信任程度的原理在于个体在某一身份类别上是外群体成员，但在另一身份类别上又是内群体成员，由此人们在前一种类别上的差异就会被在后一个类别上的相似性所平衡。它能够使社会分类变得更加复杂，降低群体问的差异和简单对立。例如，某些汉族人对藏族人（外群体）的信任程度较低，我们可以通过凸显宗教信仰上的相似性身份（如，都有佛教信仰）来交叉，这样可能会拉近汉族人与藏族人之间的距离，增加对藏族人的信任程度；反之亦然。
最后，我们还可以通过激活个体的社会身份复杂性来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社会身份复杂性是指个体对多重内群体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行主观表征的方式，反映了个体对自己的多重内群体身份之间感知到的重叠程度（Brewer&Pierce，2005；Roccas&Brewer，2002）。通过激活个体的社会身份复杂性增加对外群体信任的基本思想是：高社会身份复杂性的个体更有可能意识到在某一个群体身份类别上是外群体的人可能同时在某些不同的身份类别上又是内群体成员，这样使得身份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从而增加对原有外群体成员的信任（辛素飞，辛自强，2012）。Brewer（2008）认为多重社会归类可以形成一种改善群际关系和群际信任的社会认知机制。但对于这一方法的具体实验研究还非常匮乏，可以作为我们未来研究的方向。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里人对农民工的信任水平较低，这启示我们可以通过多角度激活城里人的多重社会身份，让城里人意识到他们与农民工可能在某些身份上是相同的（如，都是老乡、都是城市的建设者等），弱化内外群体的界限，从而增加对农民工的信任，促进社会的大融合。
4.2群际接触的方法
群际接触理论是在Allport（1954）的群际接触假说基础上，对群际接触的条件和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从本质上来说，群际偏见是由于本群体对他群体缺少足够的信息或存在负面的刻板印象而产生的，而群际接触则为增加对外群体的认识和纠正负面的刻板印象提供了机会（李森森，龙长权，陈庆飞，李红，2010）。该理论认为，减少群际偏见、增加群际信任的主要方式就是在最佳的条件下与外群体进行接触。相关研究（Hewstoneeta1.，2008；Tameta1.，2009）表明群际接触主要是通过与外群体进行接触互动，增加对外群体的认识、获得更多的经验，减少群际互动中的不确定性，进而达到增进群际信任的目的。这启发我们要想增进群际信任需要考虑在最佳的条件下适当增加群体间接触的机会，不断鼓励群体成员间的社会互动。目前，在此理论基础上，发展了三种接触形式：直接的群际接触、拓展的群际接触和想象的群际接触。研究发现这三种群际接触形式均对群际信任具有重要影响（Crisp&Turner，2009；Tameta1.，2009；Vezzalieta1.，2012）。在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从这三种群际接触方式入手，进一步探索群际信任的增进方法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
第一，要想群际信任的增进取得最佳效果，直接的群际接触（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需要满足几个关键条件（Petfigrew，1998；Pettigrew&Tropp，2006）：（1）群体成员应该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同群体成员需要以平等的身份进行接触；（2）要有共同的目标，群体成员应该相互合作、共同努力来达到目标，而且共同目标只有在合作型的群际关系中才会发生作用；（3）群体间的接触需要有相关法律和制度的支持。当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工”（rural-to-urbanmigrants）进入城市，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与“城里人”发生群际关系。农民工与城里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将直接影响群际关系的和谐。因此，要想增加城里人对农民工的信任，我们必须为他们创造群际接触的最佳条件。比如，我们应该建立平等的户籍制度，加大对农民工与城里人平等接触的舆论支持力度，降低两大群体之间的心理位差；应该想方设法增加农民工与城里人接触的机会，可以在他们居住的城市社区举办各种群际接触的活动，不断增进城里人对农民工的认识和了解、改变原有的错误经验，认识彼此的相似性，从而达到增进群际信任、改善群际关系的目的。
第二，在很多情况下，不同群体之间直接、面对面的接触机会比较少，因此，我们就要采取拓展的群际接触形式来增进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只要知道内群体成员有一个外群体成员的朋友，就有可能改善自己和其他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的态度（Tameta1.，2009；Wrighteta1.，1997）。这种间接的群际接触形式启发我们要想改善对外群体的态度和增加对外群体的信任，应该增加内群体成员的外群体成员朋友的数量，鼓励与外群体成员交朋友。例如，在“汉藏关系”问题上，如果一个汉族大学生有很多藏族朋友，那么这个汉族大学生的汉族朋友对藏族的信任程度可能会增加。因此，我们可以鼓励汉族成员多交往一些藏族的朋友，可能就会增加汉族对藏族的信任程度；反之亦然。
第三，当直接的群际接触和拓展的群际接触都不可行时，我们还可以采用另外一种间接的群际接触形式，即想象的群际接触。这种接触形式需要内群体成员从心理上想象与一个外群体成员进行积极社会互动的场景，就会改变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成员的原有态度和行为（Crisp&Turner，2009；Turner&West，2012；Vezzalieta1.，2012）。比如，在某所高校中，如果让汉族学生想象与藏族学生进行积极互动的情境，那么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群际焦虑，增加汉族学生对藏族学生的信任程度；反之亦然。这种想象接触一般都是个体的，通过个体训练达成。但有时也可以通过集体训练达成，比如，可以通过媒体呈现群体间交往互动的过程增加对外群体的信任程度。
4.3小结：两种方法的比较
综上所述，关于群际信任的增进方法主要是围绕社会认同理论和群际接触理论两大理论框架展开的，而且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
从社会认同这条思路来看，主要是通过改变群体身份认知、改变群体认同和改变社会身份复杂性的方式达到靠近内群体的目的来增进群际信任。具体来说，共同内群体身份模型是通过再类别化的方式构建一个更上位的身份来弱化群际边界，这一模型得到了很多研究（Dovidioeta1.，1997；Gaertner&Dovidio，2000）结果的支持，但是也有研究者（Hornsey&Hogg，2000；Stone&Crisp，2007）指出该模型可能也会减少群际信任，对于那些对原先身份具有较高认同水平的人来说，有时在心理上对新的、高一级的共享性社会身份的获得可能比较困难，即使获得了一种上位身份也可能会诱发独特性威胁，进而可能会对群际信任产生消极影响。交叉类别范式是通过凸显某一相似身份进行交叉达到去类别化的目的，与其他方法相比，交叉类别范式操作比较简便，但是关于该方法的有效性还需进一步研究（Vescioeta1.，2004）。社会身份复杂性的方法是通过激活个体的多重社会身份来“模糊”群际界限，目前还没有利用这种方法增进群际信任的实证研究，其有效性也需要深入研究。总体来说，虽然这些方法对身份认知的改变有时是短暂的、情境性的，有时在某种情境中对外群体的信任程度难以延伸到其他情境中去，也很难将对部分外群体成员的积极态度推广到整个外群体成员中去。但是它们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改变群体身份认知来增加群体之间的相似性，拉近彼此的距离，进而可能会增加对外群体的信任程度。
同时，从群际接触的思路来看，主要是从群际互动和社会行动方面来说的，是通过不同的接触方式来改变对外群体的原有经验和认识。从增进群际信任的效果来说，直接的群际接触的效果最好，拓展的群际接触的效果其次，想象的群际接触的效果可能不及前两种方式（Crisp&Turner，2009；Hewstoneeta1.，2008；Tameta1.，2009；Vezzalieta1.，2012）。但从现实接触的可行性方面来说，内外群体成员往往缺少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机会，而这种接触机会对于拓展的群际接触和想象的群际接触来说并不是必要的。有研究发现在真正的群体互动情境中，人们大都认为外群体成员对自己的看法与自己的元刻板印象相同（李森森等，2010），有时可能会引发相对剥夺和群际比较，因而难以产生增进信任的积极作用。只有在最佳的条件下（如平等的地位、共同的目标、群际合作、权威法律的支持及跨群体友谊等）进行群际接触才可能会产生增进群际信任、改善群际关系的积极作用。否则，一些接触会导致偏见和不信任的增加。
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明确社会认同和群际接触方法的潜在局限性，并且要对其合理性与有效性进行系统检验，这样才能更全面和具体地了解那些能够产生增进群际信任积极作用的条件，进而更好地在实践中应用这些方法来达到增进群际信任的目的，促进群际关系的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