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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亚地缘空间是东亚地缘边缘带、亚太地区沿岸边缘带与南亚次大陆边缘带的三角集散地，是链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十字路口”。在地缘战略方面，它是亚太地区中、美、日等大国运输战略物资和武器的必经通道，是北美航线的汇合点；在经济价值和发展潜力方面，它是亚洲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是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是新世纪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在政治力量方面，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实现了“大东盟”的内部联合，成为各大国争取和争夺的主要对象[1]。

　　摘要：冷战后，东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在冷战时期展开地缘战略博弈的两大阵营势力的淡化与退出，缓和了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环境；二是东南亚国家实现了“大东盟”的内部联合，并强化了自身应对安全风险的能力。而世界大国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对航道安全的关注，也凸显了东南亚的地缘战略地位；三是中国的崛起效应。这些变化引起了新一轮的大国战略考量，并在美国的推力下，其它几个大国借着新时期南海问题、缅甸民主化等地缘环境的变化，调整了对东南亚的战略布局，进一步实现了平衡和遏制中国的深层次战略目标，从而也加剧了东南亚地区大国互动关系的复杂化和大国战略博弈的炽热化。

　　关键词：冷战后,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大国战略

　　由于东南亚在全球地缘政治与亚太地缘政治中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冷战后东南亚地缘政治的任何变化，都牵动着域外大国的战略神经，以便适时调整对东南亚的战略布局。而随着中国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南海问题、缅甸民主化等地缘政治变化参数的凸显，东南亚又成了美、日等域外大国实施平衡和遏制中国崛起战略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面临地缘环境趋于复杂和挑战中国外交智慧的关键地区。因此，对冷战后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中的大国战略调整展开评估，实为必要。

　　1理论依据与大国的界定

　　1.1理论依据

　　在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中，“陆权论”是地缘政治学先驱哈罗德·麦金德地缘政治思想的核心理念，“海权论”是美国海军上将马汉地缘政治思想的具体体现。20世纪70年代，地缘政治学再次复兴，以“新地缘政治学”的面貌出现，并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引入到外交领域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地缘政治学向“批评地缘政治学”方向发展，并演化出了解释和分析地缘政治学的方法。这其中，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极其地缘战略》一书中，把地缘战略和地缘外交思想作了系统阐释[2]；英国地缘政治学家杰克里·帕克在《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对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以及核心思想作了分析和补充[3]；美国地理政治学家索尔·科恩分析到，地缘政治是地理环境和政治过程间的互动分析，而“地理环境和政治过程都是动态的，每一方影响着另一方，又被另一方影响。”若是“不去作为某种流派，而是作为一种分析模式，将地理环境内容及等级的多样性与政治权利的运用联系起来，寻找权利流经的框架，将是有用的[4]”。而基于东南亚同时具有“陆海”特殊地缘空间、大国力量争夺频仍、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复杂等方面的考量，用地缘政治学所具有的特殊分析方法，把冷战后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也作为一种分析模式，将冷战后东南亚及其周边地缘环境的变化：即冷战后超级大国势力的淡化与退出、东南亚国家内部的进一步联合、中国的崛起、新时期南海问题与缅甸民主化凸显和新时期新一轮大国战略重心移向东南亚所涉及政治权利的运用联系起来，寻找其中渐变的政治过程框架，从而评估冷战后因东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变化而加剧的该地区国际关系的复杂化与趋于炽热化的大国间的战略博弈，将是十分必要的。

　　1.2大国的界定

　　当前，国内外对于大国的界定和划分仍较为众说纷纭。以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来划分，世界上有五个世界性大国，日本和德国仅是经济大国。但美国学者乔舒亚·戈尔茨坦在《国际关系》一书中，以GDP和对国际政治、经济事务影响的大小排名，把美国、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和德国七个国家称之为世界性大国，把印度和巴西归入地区性大国[5]；尼古拉·查强等在《地缘战略与大国安全》一书中，讨论了除中国外的美、俄、英、法、德、日、印七个大国的地缘战略[6]；而在围绕东南亚地缘空间活动的域外大国中，日本学者张云在《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一书中，讨论了东盟与中国、印度、日本、美国四个大国的关系[7]；在张蕴岭主编的《21世纪：世界格局与大国关系》一书中，除了重点讨论中、美、日、俄四个大国的关系以外，将印度列入了亚洲三大国的行列[1]；从上述相关学者对大国的界定和划分中不难看出，把美、中、俄、英、法、德、日七国划分到大国行列的争议比较少。而基于新世纪以来，印度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地缘战略地位凸显，众多学者也把其列入到了大国行列。因此，参照上述学者的划分，本文在讨论围绕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的大国战略调整中，选取了几个对中国在该地区利益造成影响的国家和共同体作为分析系数。它们分别是美国、日本、欧盟、印度与俄罗斯。选取欧盟这一共同体而非英、法、德，主要是这三个国家都属于欧盟下的国家行为体，对其统一分析便于整合。选取印度则因为其无论在地区事务影响，还是在全球战略追求方面，都是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中的重要环扣，是对中国利益造成威胁的主要潜在对手之一，因此有必要对其东南亚战略进行评估。

　　2冷战后东南亚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

　　2.1超级大国势力的退出与地缘政治“破碎带”地位的变化

　　许多地缘政治学者都认为，冷战时期的东南亚地缘政治是一个“破碎地带”。在其之内，“美国、苏联和中国等外部势力利用其区域内的差异，为它们发动冷战和热战的目的服务”[4]。而东南亚地缘战略安全又同时具有海洋性和大陆性的特征，使得亚洲离岸国家及其西方支持者终于发现“东南亚国家对海洋地缘战略安全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能够确保控制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联络路线。”所以冷战后，“东南亚的地缘战略地位彻底改变了。大多数东南亚‘破碎地带’的国家与亚太沿岸地区合在了一起，俄罗斯对其影响力几乎消失，而中国主要的战略关注放在与前印度支那国家的关系上。澳大利亚和日本开始分别作为新亚太沿岸地区的南、北两块战略基石[4]”。具体情形是，“马来西亚与泰国的工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它们与日本及美国有经济交往。新加坡作为海洋地缘战略地域中的一个部分，在经济上也取得了显著和增长。印度尼西亚也将它与西方及近海亚洲邻国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了组合调整[8]”。再者，由于苏联迅速撤走了对东南亚的援助和苏联自身的解体，越南、柬埔寨、老挝都于20世纪90年代加入了东盟，归回到东亚地缘带。即使孤立、贫困的缅甸也于2010年实行民主大选，开始了民主化进程，在地缘政治上也被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索尔·科恩归入了南亚地缘带，最终完成了东南亚地缘政治“破碎带”地位的转变。2.2小东盟—大东盟—东盟一体化蓝图中的内质变化

　　冷战结束时，东南亚国家联盟仍然保持在八十年代形成的六国的小东盟层次上，除了泰国具有“海陆”性质以外，都是清一色的海洋国家。冷战时，东南亚国家中的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在美苏等大国势力的博弈与角逐过程中，自身分裂严重，形成了世界地缘政治上的两大地缘“破碎带”之一①。在这种背景下，东盟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冷战后，东盟拥有了较多自由发展的空间。因为东盟国家在冷战中深受地缘安全的威胁，但是作为中小国家的东南亚国家，仅靠一个国家的实力来保护自身的安全是无法达到的。因此，冷战后东盟成员国重新审视了其对外安全战略，即团结起来并扩大自身的力量，用一个声音来和域外大国打交道。到90年代末，东盟成员已由小东盟的六国扩大到了大东盟的十国。正如有学者指出，“在（东盟）第一个十年，创始成员国很少开会。在第二个十年，东盟在解决印度支那冲突中做出了外交努力。在第三个十年，东盟接受了自己原来的敌人越南以及其它三国：老挝、缅甸、柬埔寨。同时它还通过东盟地区论坛将自己的外交风格扩展到了东北亚”[9]。

　　除上述外，东盟国家在新时期，特别是2008年以来，为了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形势，多次召开东盟峰会，商讨东盟一体化的议程与蓝图，于2008年12月启动了《东盟宪章》，并确定了东盟一体化的时间表——2015东盟启动一体化。再者，2012年柬埔寨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东盟一体化的进展取得了更为明显的突破，目标由原来的“东盟共同体”升级为“命运共同体”（ASEAN：OneCommunity，OneDestiny）。对于东盟加速启动一体化的原因，东盟前秘书长素林·披素旺为此撰文写到，一直以来，全世界在评估东盟各成员国作为一个整体性投资、商品和服务市场的潜力和可行性的同时，东盟各国也正在努力构建一个不受外部干涉的共同体，并以此形成一个基于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的新区域秩序。并且东盟具备足够的地理优势，有资格得到“诸如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更强大经济体的认可，并与之平起平坐——而这些经济体如今也史无前例地成为了带领全球经济复苏的领头羊。同时，东盟也为打造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整合平台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在现实中扮演着更广泛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区域枢纽的角色”[10]。

　　东盟内部的上述变化，基于东盟来说，是其为了加强自身应对外界安全风险能力以及提升东盟自身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的需要；基于其地缘政治变化的视角来分析，这种内质变化实质上是一种平衡域外大国力量在该地区的影响使然。然而，东盟并非一个实体性的“国家”，其只是一个由若干持有不同国家利益组成的区域组织，这就注定了其在实行“大国均衡”战略过程中的不均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更加加剧了该地区大国战略博弈的炽热化程度，使该地区的国际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2.3新时期南海问题凸显出来的地缘政治变化

　　2011年4月，因中国和菲律宾间的南海黄岩岛主权争端把南海地缘问题进一步激化。接着，越南也掺和到南海主权争端中来。不仅如此，和南海有地缘政治关系的国家都被卷了进来。而南海的地缘经济也使得南海问题更加多变化与国际化，特别是油气开采引发的地缘政治变化。有分析家指出，西方石油大公司，包括英国BP公司、位居美国第三大的康菲公司它们都早已和越南签约，并已经在南中国海合作开发油气资源。这种经由合作开发油气资源而形成的国际经济共同体已经在南中国海无形中组成。这个共同体不仅包括美、俄两国，还囊括世界强国如欧盟、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等，其位势和能量将逐步显露出来[11]。在这种背景下，使得新时期的南海地缘政治更加充满变数，也进一步加剧和复杂化了东南亚的地缘政治。而围绕这一地缘政治变化而产生的域外大国关系也趋于复杂，战略博弈和利益较量也更加炽热化。

　　2.4新时期缅甸民主化进程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化

　　缅甸问题在东南亚地缘政治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当缅甸于2010年进行民主大选以后，很快便成了东西方世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2012年以来，缅甸民选政府在总统登盛的领导下，进行了许多让外界不可思议的“民主化”改革。其改革面除了涉及到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外（如释放“民主之花”昂山素季，特赦政治犯，让民主联盟参选并且进入国会参政，允许学运领袖回国等），还涉及经济方面的改革（如允许银行私营化，允许建立外资银行开放电信业等）；在舆论方面还扩大了对新闻媒体、言论自由、出版物的开放度，进一步停止了对出版物的审查和新闻检查；在外交方面积极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允许昂山素季访问欧美，登盛也访问了美国。而登盛也明确表示，将尊重缅甸2015年的大选结果，即使选举结果为昂山素季当选总统。从上述缅甸推进一系列的民主化改革措施来看，不仅仅是速度惊人，大部分改革措施都是在2012年这一年中进行的，而且所涉及的广度也是很宽泛的，几乎贯穿于缅甸社会中的每一方面。由此产生的效应，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缅甸将成为亚洲经济的下一个新亮点。又据《联合早报》援引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如果缅甸持续实质改革，至2030年之前，可成为亚洲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年增长率可达7%到8%，人均收入增加3倍，成为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12]。

　　在上述背景下，不管美国还是日本，或者是印度、欧盟等域外大国力量都展开了对缅甸这次民主化的考察与评估，并且都很快和缅甸建立了外交和经济关系，使得缅甸这个被地缘政治学者称之为孤立、贫困的“破碎带”也最终实现了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这一变化，从时间维度来看，仅是一瞬间的转变而已。但是，因这一转变而产生的地缘政治效应却又是长久而巨大的。因为围绕着这一变化而展开的新一轮域外大国战略博弈也逐步显露出来。

　　3新时期新一轮大国战略重心移向东南亚

　　新时期在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的推力下，中国的和平崛起，围绕东南亚地缘空间展开博弈角逐的各域外大国也随之调整了其东南亚战略，出现了新一轮大国战略重心移向东南亚的趋势。其中涉及这一轮战略重心移向的域外大国主要有美国、日本、欧盟、印度、俄罗斯等。3.1美国重返亚太战略

　　冷战后，美国在东南亚扮演着重要的影响力角色，特别是对马来群岛国家的影响。但是由于冷战后美国亚洲战略的调整，其一度忽视了东南亚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直至2008年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后，其战略视角重点才渐渐转向亚太地区。再者，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受到极大影响。然而，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亚洲新经济体却在这次危机中仍然坚挺，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东南亚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之一。因此，美国2009年制定的一份安全报告《美国和亚太地区：奥巴马政府的安全战略》中开篇名义就说，当今的亚太地区对于美国来说比任何历史时期都要重要，正在向亚洲转移的地缘政治可能很容易导致世界金融危机的加速。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需要制定一个更为灵活的亚洲政策来面对亚洲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并且要求奥巴马政府要快速有效地应对亚太地区的机遇和挑战[13]。

　　在美国奥巴马政府积极准备重返亚太地区的时候，东南亚地缘政治新的变化，即南海问题和缅甸民主化的迅速推进让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的战略有了施展舞台。在缅甸民主化过程中，美国积极关注缅甸的动态，逐步放宽对缅甸的制裁，国务卿希拉里、总统奥巴马都先后访问了缅甸，并最终和缅甸建立了外交关系。奥巴马甚至还要加强和缅甸的军事合作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上，美国借着南海航线的安全问题强调南海问题国际化，甚至认为南海也是美国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对于菲律宾，不断加强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搞军事演习；对于越南，和越南签署了越战以来的首份军事协定，海军舰队访问越南金兰湾，贷款给越南购买军事装备以及同越南海军进行军演；对于其它东南亚国家，和泰国签署了首份联合防务宣言，和印度尼西亚展开联合军演，国务卿希拉里成为57年来首访老挝的美国最高领导人。在奥巴马刚刚连任总统时，便已加紧落实在亚太地区维持强大军力的政策，包括巩固区域联盟和扩大军事演习。从而实现在2020年以前，改变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与大西洋部署战舰的格局，即太平洋60%对大西洋40%[14]。

　　美国重返亚太地区战略除了加强和亚太地区国家进行军事合作以外，还在经济领域主推了一个“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TPP。参加TPP的国家目前已经达到了10个，这其中东南亚国家占了四个，美国还要力推泰国也加入该协定。由此不难看出东南亚地缘政治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对东南亚地缘战略的重视，其着力拉拢东南亚国家的目的，实为遏制中国的崛起和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3.2日本经济战略重心再次移向东南亚

　　二战后，日本的经济战略重心在美国和欧洲。冷战后初期，日本“重返亚洲”，其经济战略重心一度被东南亚所占据。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腾飞，日本的经济战略重心又移到了中国。但是随着新时期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因素中东盟的进一步联合，缅甸民主化凸显，东南亚经济增长成了2008年以后亚洲经济增长的新亮点，2012年以来因和中国的钓鱼岛争端而导致的经济“风险”，使得日本经济战略重心再次移向东南亚。

　　东南亚是日本对外关系的“第三支柱”②，因此不管是冷战后，还是新时期，东南亚都是日本政治、经济、外交战略的重点之一。而由于新时期东南亚地缘政治的变化，更进一步扩展了日本在东南亚的活动空间。日本新时期在东南亚各国的主要经济活动如下：在东京召开的第四届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首脑会议上，日本承诺对中南半岛五国三年内拨款74亿美元，用以开发湄公河流域的基础设施；在越南，其首条地铁由日本投资建设，其第二座核电站由日本负责兴建，其还和日本合作开发稀土等；在老挝，日本提供低息贷款帮助老挝建立供电网，提供55亿日元贷款给老挝修建基础设施；在柬埔寨，日本提供600万美元用以资助柬埔寨支付审判红色高棉大屠杀人员的工资，而日本企业也纷纷转向柬埔寨办厂投资；在泰国，日本企业是泰国最大的投资者，在泰国投资的日本企业共计1879家，主要生产零部件等上游产品，供应给全球组装工厂[15]；在菲律宾，日本和菲律宾加强海上安全合作，构建战略伙伴关系，还为菲律宾提供大型海上巡逻船。此外，2013年6月27日，菲律宾和日本两国防长签订了日本可以使用苏比克湾军事基地的协议，进一步强化日本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联手抗衡中国的伙伴关系；在缅甸，2010年缅甸启动民主化进程以后，日本是最先全面停止对缅甸进行制裁的国家，向缅甸提供经济援助与贷款，取消缅甸对日本的债务，并获得了缅甸南部经济特区的开发权。

　　从上述日本对东南亚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中不难看出，因新时期东南亚地缘政治环境变化以及中日钓鱼岛争端对日本造成的影响，以及日本为了响应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在东南亚形成对中国力量的遏制与平衡，日本的经济战略重心已经进一步完成了其在东南亚的经济战略布局，这反过来对日本提升其在东南亚乃至世界上的政治大国地位也是一次新的机会和进展。

　　3.3欧盟注意力东移

　　现今，欧盟由于受欧债危机的影响，其经济发展处于低迷状态。但是，就欧盟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情况来看，欧盟是仅次于中国的东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占东盟贸易总额的大约11%，而东盟整体是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2011年的商品贸易和服务总交易额超过了2060亿欧元[16]。在这种背景下再加上东南亚地缘政治环境变化这一因素，新时期欧盟对东南亚的注意力也达到了高峰。2012年，默克尔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等国，德国和越南签署了战略伙伴协定，英国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活动不断，法国加紧在越南和缅甸活动，欧盟和新加坡完成了自贸协定谈判以及在缅甸频繁活动（其活动包括要设立办事处，进一步解除对缅甸的制裁，对缅甸提供经济援助以及减免缅甸债务等）。欧盟国家在东南亚国家的这一系列活动看似都是经济贸易下的产物，其实质也是欧盟国家在欧债危机背景下，借着新时期东南亚地缘政治出现变化的契机而进行的经济、政治战略投资。

　　3.4印度战略东移新时期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促使印度战略东移的具体表现如下：其一，东盟大国均衡战略中的印度。2012年2月13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东盟——印度对话中，双方在加强联系网络建设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2012年12月20日，东盟—印度服务与投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完成。由此标志着东盟——印度之间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的层次，从而双方进入全方位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实质显示了东盟国家寻求建立大国“均衡”战略的意图。正如2012年12月22日的《联合早报》社论所言，“东盟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应该说完全是出于互惠互利的考量。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崛起，东盟各国也很快地成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印度经济发展引起世人的瞩目远在中国之后，进展速度也不如中国。因此，东盟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先，自有它的客观合理性。现在，东盟和印度建立同样层次的关系，也应作如是观”[17]。其二，南海问题下的印度。2011年至2012年，在越南和中国因南海主权争端进入炽热化的时候，印度公司却声称得到了越南的许可，进入南海开发油气。印度和越南还于2011年10月签署了扩大在南海合作勘探石油和天然气的协定。印度外交部长克里希纳在访问越南时表态说：印度的国有企业将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油气勘探。按照新德里的思路，如果中国希望扩大自己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存在，印度也同样可以扩大其在东亚的存在[18]。其三，缅甸启动民主化后的印度。在2010年缅甸启动民主化以后，印度和缅甸实现了以下突破：一是2011年10月缅甸总统登盛访问了印度，得到了印度5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二是2012年5月印度总理辛格访问缅甸，为印度领导人25年来首次访缅，并在访缅期间和缅甸签署了多项安全及经贸协议。对于上述这种印缅关系表现出来的印度战略，印度外交秘书兰詹·马塔伊说：印度要确保和邻国建立更强稳及互惠互利的关系，这是印度的向东学习政策不可或缺的部分[19]。

　　3.5俄罗斯的东南亚战略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势力一度在东南亚地区失去影响力，特别是对东南亚美国的盟友的影响。不过，东南亚战略是其融入亚太合作战略的重要一环，东南亚也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开展军火贸易和经济合作的重要地方。而越南也一直是俄罗斯在东南亚外交、经济战略上的重点。这种情形在新时期的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上也表现的十分明显。除了越南的第一座核电站将由俄罗斯兴建，南海油气俄罗斯公司在开采外，越南的绝大部分武器装备均产自俄罗斯。并且在越南和中国因南海争端闹得激烈的时候，越南接收了第二艘俄罗斯制造的导弹护卫舰以及俄罗斯为越南建造的第一艘潜艇也于2012年8月下水。俄罗斯以上和越南的关系若是仅是其经济战略在东南亚的布局的话，那么2012年11月份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访问越南时，和越南讨论建立金兰湾保障基地的行为就已经上升为军事战略层次。

　　对于俄罗斯在越南的战略布局，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薛理泰评论到，“俄国与越南合作，既有安全利益，也有经济利益，因为俄国在南中国海分享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成为越南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同世界强国结成的经济共同体的最大的支柱。明乎此。则不难理解为何近年俄国同意以远较卖给中国更优惠的条件向越南出售新锐武器装备，专门用于南中国海冲突。”若是把其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比较，“俄国在战略层面的着眼点，与美国大相径庭”而“美国在战略层面的着眼点，对俄国全都适用”。“俄国同越南还有传统友谊，如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及其后长达十年的‘两山之战’中，前苏联是唯一支持越南同中国对抗的强国。何况，俄国在南中国海拥有的经济利益是最现实的。南中国海犹如一个金库，俄国通过与越南的长期合作，取自那里的巨额外汇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20]”。

　　4大国战略移向东南亚中的互动关系及东南亚国家的应对态度

　　4.1大国战略移向东南亚中的大国互动关系

　　在影响新时期新一轮大国战略移向东南亚的推力中，除了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外，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因素在该地区的提升，也是美国、日本、欧盟、印度等域外大国高调进军东南亚，调整对东南亚的战略部署的重要原因。这种调整尤以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着手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从而引起日本、欧盟、印度对东南亚国家采取战略移向的互动“回声效应”最引人注目。日本、欧盟虽然在经济上和美国在东南亚是竞争对手，但在政治上，日本、欧盟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美国全球战略的驱动。而印度虽然不象日本和欧盟那样同美国走得太近，但近年来其为了实现世界性大国的梦想，不仅把中国看作是其实现世界性大国的第一潜在对手，还因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中国的印度洋战略等因素而对中国耿耿于怀。在此背景下，随着美国、日本、欧盟进一步重视南亚地区，印度也不失时机地向美日欧投怀送抱，还在南海问题上同美国、日本、越南、菲律宾一起共同抗衡中国；在缅甸民主化中，印度也积极同中国展开争夺缅甸空间的架势。而这一切的背后，美国始终是互动的主角和导演，而对中国崛起和对中国在东南亚因素采取平衡与遏制战略，也始终是美国调整对东南亚战略中的深层次考量。

　　这种考量从美中经济与安全评论委员会（U.SChinaEconomicandSecurityReviewCommission）2003年到2012年对中国因素在东南亚的评估中也不难看出来。2003年，该委员会以《中国作为一个区域性经济增长力量：影响和启示》的听证会报告，评估了中国对东南亚的区域性战略及其美国、日本、印度的影响，并对中国在缅甸因素展开了较为全面地评估，最后认为美国对缅甸的制裁和系列行动加剧了缅甸对中国的依赖和造成了不利于美国战略和国家利益的影响，从而使缅甸成为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中的最薄弱环节[21]；2006年，该委员以《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吗？》的听证会报告，评估了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活动以及对美、日、印在东南亚利益造成的影响[22]；2008年，该委员会以《中国在东南亚大陆的贸易和经济实践》的听证会报告，评估了中国同东南亚大陆国家的贸易关系、中国对该地区的外交政策和安全目标等[23]；2010年，该委员会更是以《中国在东南亚的活动对美国利益的影响》的国会报告，评估了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利益、优势、软实力、非传统安全战略及其对美国在东南亚的贸易、金融、安全等方面的利益构成的挑战和影响，并建议美国国会和政府部门着手调整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和战略[24]。从美国战略移向东南亚的举措，用近十年的时间对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的评估中不难看出，新时期美国打着“重返亚太战略”的大旗，借着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这一有利环境，协同日本、欧盟、印度等域外大国一同进军东南亚。从而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展开挤压，进一步完成其早就构筑好的深层次战略布局，即对中国进行遏制的C字形地缘战略围堵。而日本、欧盟、印度等域外大国也在配合美国的行动中进一步扩大了在东南亚的战略利益。因此，在大国互动层面，围绕着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中国的崛起，形成了一组以美国、日本、印度借东南亚地缘舞台，协同东南亚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国家，突破中国在缅甸的防线，进而围堵和遏制中国的新型三角互动关系，即美日印—东南亚—中国三角关系。

　　至于俄罗斯在东南亚的活动，一方面是其亚太合作战略要求，一方面为经济利益使然。在亚太合作战略方面，其需要东南亚这一地缘舞台，加之与中国合作，形成和美国、日本平衡的互动关系；在经济方面，越南是其经济战略的重点。虽然其也是越南开发南海油气资源中的最大推手，是南海油气最大受益者之一。但相对于当前中国面临的趋于复杂化的东南亚地缘环境，中国需要同俄罗斯搞好关系，以让其牵制日本对中国的遏制攻势，平衡美国的亚太战略和东南亚战略。在此基础上，围绕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又形成了一组潜在的三角互动关系，即美日—东南亚—中俄三角关系。

　　4.2东南亚国家的应对态度

　　在应对大国对东南亚的影响方面，美国认为，缅甸、柬埔寨、老挝和泰国默许中国影响力在该地区的增长；因为南海主权争端，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对中国的影响力持矛盾态度；越南和新加坡希望通过“现实主义”的视角，引来其它域外大国力量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而印度尼西亚是中国在该地区竞争区域领导的对手[24]。从中国的角度看，无论是东盟重组或者缅甸推进民族化进程，还是南海问题引发的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其中都有一条“战略平衡”的线条在起作用。即东盟重组是为了增强自身因对安全风险能力的选择，也是平衡域外大国力量干涉的最佳途径；缅甸推进民主化则是小国地缘舞台，大国角力争夺，而在大国相互挤压情况下，小国借势追求国家利益抑或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小国生存选择；南海问题也是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小国借助域外大国力量来搅浑局面，希望通过国际力量来实现其战略利益并平衡中国力量的一种伎俩使然。

　　4.3中国的东南亚政策及相应对策

　　冷战后，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也因之调整了东南亚政策。中国对东南亚政策的调整主要立足于“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在恪守《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的“睦邻、富邻、安邻”的地区性战略关系建构。这其中尤以中国以第一个区外大国的身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一次与地区组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举动引人注目。在宏观层面，中国对东南亚政策采取的是一种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和平友好政策；具体而言，中国积极巩固和发展同缅甸、柬埔寨、泰国、老挝等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积极寻求和加强同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合作，并积极同越南、菲律宾加强在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上的对话协商，进一步缓和双方间的紧张气氛。在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上，中国坚持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原则，寻求与中国在该区域有主权争端的国家展开双边对话，和平处理争端上的矛盾与分歧，坚决反对个别东南亚国家把南海主权争端问题复杂化与国际化。

　　基于对冷战后中国对东南亚政策的宏观分析，结合冷战后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引起的新一轮大国战略移向东南亚这一背景，笔者提出下列三条对策，仅供参阅。其一，中国应加强同美国之间的协商对话，寻求中国区域性战略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之间的“共赢”支点，增进彼此间在东南亚战略方面的互信度，进而缓和近年来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对中国实施的“零和战略”包围环境。虽然冷战后美国的注意力在东南亚一度淡化，但随着亚太地区在全球地缘政治战略地位的突起，特别是中国影响力在该地区的提升，中国成了美国实施“零和战略”包围的第一目标和遏制对象，而新时期南海问题凸显和缅甸民主化展开，进一步使东南亚成了美国在该地区实施平衡、遏制、包围中国的前沿阵地。所以中国加强同美国之间的对话和协商，增进彼此互信，寻求“共赢”支点是中国缓和周边趋于复杂化的地缘环境的关键之举；其二，中国应从细节和微观层面去评估、考量和构建同东南亚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从而进一步增强彼此的互信度，从行动上去化解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威胁论”的误解，从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的前沿国家去找寻突破口，进而缓和与扭转中国在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中，大国战略互动博弈方面的被动局面；其三，加强同俄罗斯之间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合作。在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上，中国是较为被动的。主要因为近来美国和日本频频强化对菲律宾的援助。特别是日本，2013年6月27日，在菲律宾防长加斯明在与日本防长小田寺五典的会谈中，日本明确表态全力支持菲律宾与中国争夺南海岛屿。其间，菲律宾与日本签订了日本可以使用苏比克湾军事基地的协议，日本向菲律宾再次提供了十艘舰艇。由此不难看出，日本和菲律宾联手抗衡中国的真实意图。基于此，中国加强同俄罗斯之间的亚太战略合作，可以在战略上形成对日本东南亚战略的平衡。也进一步使东南亚大国战略互动中的两组显性三角关系与隐性三角关系之间的平衡度强化，进而缓和中国在该地区大国互动关系方面的被动局面。

　　5结语

　　地缘政治变化与大国战略调整是一对互动性十分紧密的政治关系参数。而冷战后，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引发的大国战略在该地区的调整也具有很强的互动性与联动性。正是基于变量参数与参变量系数之间的互动与联动视角，文章分析探讨了冷战后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中的几组代表性参数，并对其引起的几组大国战略调整系数作了宏观分析。其中，“国际政治变化多是反常规和反逻辑的，而且变化速度极快”[25]。而地缘政治环境也具有这一特性，并且与之形成互动与联动的大国战略参变系数的动态性也很强，其调整的维度往往也会因大国国内因素制约或国际环境的变化而伸缩不定。在这种理论的导引下，评估新时期东南亚地区复杂化的大国互动关系，趋于炽热化的大国战略博弈也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种动态性表现在东南亚地缘政治具有隐性和显性的特点。而有时隐性的地缘政治往往会因为一些细微的变化而牵动整个政治格局。再者，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引起的大国战略调整，必定会给中国力量、中国利益在该地区的持久稳定发展造成冲击和不利影响。特别是美、日、印三国借着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的良机，纷纷进军东南亚，尤其是进军缅甸和掺和南海问题，给中国的核心利益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与影响。而它们借助东南亚这一地缘舞台，在中国的后方实施遏制、挤压中国的深层次战略更是不言自明。在此背景下，作为与东南亚国家有密切地缘关系的中国，有必要从战略层面去评估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将对我国利益产生的系列影响，以便我国适时调整对东南亚战略，进而维护我国利益。所以，需要我国政府和相关研究人员对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引起的国际关系、大国力量布局、战略调整等，展开持久关注、全面考察、动态评估，为国家利益在该地区的最大化和持久性互存建言献策。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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