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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结构，指剧本题材的处理、组织和设置安排。一般包括对事件的处理，如分幕分场；戏剧冲突的组织设置，如戏的开端、进展、高潮、结局；人物关系及人物行动发展的合理安排等。
摘要：关汉卿身为我国古代戏曲创作的代表人物，他的剧作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但就我看来，他的部分作品结构中有着“强弩之末”的弊病，往往在高潮结束之后，主题思想的力量就有所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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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身为我国古代戏曲创作的代表人物，他的剧作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他的作品反映生活面十分广阔，慷慨悲歌，乐观奋争，构成其剧作的基调。但就我看来，他的部分作品结构中有着“强弩之末”的弊病，往往在高潮结束之后，主题思想的力量就有所衰微。以《窦娥冤》中的窦天章和《救风尘》中的安秀实为例，他们在人物关系和行动发展合理性方面的缺失是结尾黯然失色的因素之一。
一、窦天章：突然离去又突如其来的父亲
在作品《窦娥冤》中，关汉卿利用东海孝妇的传说故事与元代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实相结合，塑造了一个从哀愁到隐忍到含冤爆发最终成功复仇的“冤窦娥”的悲剧性形象。
全曲共四折一楔。第一折曲中，窦娥既唱出了年少独守空房的忧愁，又透露出了对蔡婆引狼入室、欲成好事的规劝和嘲弄。第二折中窦娥既表白张父被药死与自家婆媳并无干系，又哭诉了酷刑的暴虐，表明了以死救蔡婆的意志。第三折曲是指天骂地的檄文，是透视人间的悲歌。第四折曲则是对复堪冤狱获得胜利的戏剧行动的直接促成。
其父窦天章的行为发展路线则是：在楔子中，窦天章还不起蔡婆婆的银子不得不把女儿送给她做童养媳；第一折、第二折交代了冤事的进展，第三折是全文的高潮，窦天章均未露面；第四折时窦天章听女儿的鬼魂讲述了冤案的始末，理所当然地以一个清官兼慈父的形象为窦娥洗刷了冤屈报了仇。
在戏剧结构上，前三折剧情一步紧逼一步，趋向高潮。窦娥冤死这一部分引起人们对封建社会的现实秩序与传统观念的怀疑，把窦娥悲剧的意义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结尾却将她并未看出付出多少父爱的父亲拉出来凑个“大团圆”，虽然表达了当时人们对社会的美好愿望，表达了对清官廉政的渴望，但这个人物形象却是有些虚伪的。窦天章将她卖与他人，使得她经历了含冤而死的悲惨境遇，最终又让其沉冤得雪。可以说窦天章是她悲剧的开始，也是她悲剧的终结者。
他的正义是掺杂着懦弱的，如若不是窦娥的冤魂出现，他不会再去翻阅那个案子；他为窦娥翻案的出发点并不单纯是为了为民除害，而是不想让窦娥“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名”；他在办案的过程中也流露出些许无能，“我那屈死的儿啊，你不自来折辩，怎得一个明白，你如今冤魂却在那里？”，窦娥也奇迹般地被他顺手召唤出来了；最终他也没有根除当时当地的一些不良现象，种种恶行是造成窦娥悲剧的爆发剂，但窦天章只是杀鸡儆猴严惩了一些恶人，治标不治本。
结尾把窦娥的精神罩了层影子：其亲生父亲能否做最公正的评判者？作为窦娥的嫡亲亲人，谁能说他为窦娥说的好话是最能说服人的？他替窦娥平反，倒象是有替女儿复仇的嫌疑了。
在我看来，这个人物的行为发展不但没有升华主题，反而减弱了《窦娥冤》的主要悲剧意识，削减了中心思想的对比力量。
二、安：莫名被弃又甘当备胎的未婚夫
《救风尘》讲述了商人、士子、妓女的故事，歌颂了女主角赵盼儿的正直、善良、聪明、机智的性格，同时又赞美了她强烈的反抗意志，歌颂了她敢于向黑暗势力展开搏斗的英勇行为。
不过男二号安秀实被戴了绿帽子之后还要一脸幸福状接受面无表情的宋引章，实在是有些委屈。
第一折交代了故事的开端，宋引章移情周舍、安秀实托赵盼儿劝说，第二折是宋自食苦果遭到暴力对待、赵经人告知想计解救，第三折里就是赵用“风月”的手段营救宋使其获得自由的高潮部分。而第四折里，安不计前嫌娶宋为妻，的确可谓佳话。不过，宋、安两人之间的，真的是爱情吗？
安在宋的心里有几多分量？赵在替安劝说宋时，宋的回答是：“我嫁了安秀才呵，一对儿好打莲花落！”“打莲花落”就是做乞丐，可见宋对安的前程缺乏信心。在宋能最难熬的日子里，她托人捎信央赵设法解救自己，但却没有一丝儿想起安，没有对放弃安产生过一些悔意。而当安出场证明周强占他人妻子的罪名时，直到李公弼判宋归安为妻，她也没说一句话。这让人觉得这段姻缘到了最后竟有些“强扭的瓜”的意味了。
我们看到《救风尘》结尾处对于道德的用心是明显的。周用情不专，得到了惩罚；赵侠肝义胆，备受了赞美。只是“道德”在戏里又是尴尬的，寻求道德的途径中需要借助看起来不那么“道德”的力量。然而作者又试图给出信心，令观众和读者看到，宋得到解救，并不是靠着赵的“风月”：休书并没有成为李公弼断案的依据。那种“风月”的手段不过是具有喜剧色彩的一厢情愿，真正制服周的还是官府与法令。
所以在我看来，安的行为发展路线也较诡异，可以说《救风尘》的戏剧结构到了结尾处也显得有些尴尬。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关汉卿的戏剧作品中，部分作品的确有“强弩之末”的弊病，但这与作者对社会现实的错综批判、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或许这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特殊印记，也印证了个人生命存在的有限性与社会人生的无限性之间的，永恒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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