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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辜鸿铭翻译的中国儒家经典在西方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其译本对原文进行了大胆改写，因而在译学界褒贬不一。20世纪70年代之后，翻译研究出现 “文化转向”，译界越来越重视探讨翻译与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本文拟利用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的操纵理论，分析意识形态在辜氏翻译《中庸》过程中的操纵，并试图为其翻译行为做出一个合理解释。
关键词：意识形态,操纵,中庸,辜鸿铭
一、引言
辜鸿铭是清末民初驰名中外的学者和翻译家。在“西学东渐”的大时代背景下，他却大力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他一生完整英译了儒经中的《大学》《论语》《中庸》，《大学》未出版，而《论语》和《中庸》在西方影响重大，使西方人士得以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然而其译本并未字面对应，而是进行了大胆改写，因此在译学界褒贬不一。从传统译论的对等角度可以说其译文是不忠实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开始突破传统的语言学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其中文化学派影响最大。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勒菲弗尔在其《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更是译者对原作文化层面的改写。改写者主要受到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poetology)两方面的限制，从而对原作进行一定调整，使其符合所处时期特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和诗学形态，达到让改写作品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的目的。(梁志坚，2006)
本文拟利用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分析意识形态在辜氏翻译《中庸》过程中的操纵，并试图为其翻译行为做出一个合理解释。
二、概念解读
2.1翻译中的操纵概念
根据勒氏的观点，翻译是一种改写，改写即“操纵”，翻译的改写是为特定意识形态服务的手段(刘军平，2009：418)。文本的“不忠”不是由译者个人能力所决定的，而是由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勒氏认为，一方面，译者必须忠实原文本以符合“翻译”的本质;另一方面，译者又不得不受到译入语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而做出一定的妥协。翻译就是不同译者在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不同地点根据不同读者需要而做出的改写。
2.2意识形态
勒氏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观念网络，它由某个社会群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而且这些看法和见解影响着译者对文本的处理”(江慧敏，2010)。它对翻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动机和具体的翻译策略。
2.3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交流活动，翻译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任何译者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翻译的，因此必定要受到所处时代译入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而且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不能保证绝对中立和客观，因为个人永远都不能摆脱自身意识形态的限制。
三、意识形态对辜鸿铭英译《中庸》的操纵
3.1辜鸿铭的生平及时代背景
辜鸿铭的一生可谓一个传奇，他在欧洲游学十一载，获13个博士学位，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9种语言，而其英语造诣更是登峰造极。
辜氏虽在欧洲游学数年，但受英国文化保守主义领袖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影响信仰浪漫主义，厌恶欧洲工业革命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病。他在欧洲求学期间阅读了大量西方著作，对莎士比亚、爱默生等人的作品和思想有深入了解，这为他后来翻译儒家经典时引用这些人的言论奠定了基础。
回国前，辜鸿铭只读过一些由传教士或汉学家写或译的作品，而这些极为肤浅的作品并不能使他窥见中国文化的精妙。回国后他曾与学识渊博的马建忠会晤，马氏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讲解和剖析唤起了辜氏的浓厚兴趣。此后他从查字典读《论语》开始，二十年勤学不辍，博览经史子籍诗歌词赋。在研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辜鸿铭发现传统儒教与卡莱尔倡导的浪漫主义有相通之处，他认为只有中国文明才能治疗西方现代化社会弊病，才能拯救西方文明，于是开始孜孜不倦地向西方社会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3.2辜鸿铭的翻译动机及文本选择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更多地体现在译者的翻译动机及文本选择上。辜鸿铭翻译儒家经典有着明确的翻译动机。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最初多由来华传教士和汉学家翻译。这项翻译活动需要同时精通两种语言，透彻理解两种文化。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只是粗通汉语，因此译作中有许多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地方，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传达中国文化的精妙。
辜鸿铭认为这些译者歪曲了儒家经典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辜鸿铭―百度百科)。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他在《中庸》译序的结尾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如果这本出自中国旧学的小书能够帮助欧美人民，特别是在华的欧美人，更好地理解“道”，加强道德责任感，促使他们遵从道德律令，放弃欧洲“炮舰”与“武力”文明的傲慢与跋扈，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待之以道，则我多年研究、翻译此书的努力庶几未为白费。(辜鸿铭，1996：513)
因此，辜鸿铭选择翻译儒家经典正是个人意识形态操纵下的结果。
3.3辜鸿铭的翻译策略选择
意识形态影响着译者的翻译策略和对原文语言文化的解读处理。在意识形态操控下，译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调整，使其符合译入语国家的主流意识和诗学形式。
基督教是当时西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基督教信仰在西方人心中根深蒂固。辜鸿铭要在西方宣扬完全异质的儒家文化，势必会与基督教思想产生碰撞冲突。要想更好地宣扬中华文化，就必须找到一个为本土文化所能接受的价值参照系。独特的人生经历使辜鸿铭深刻意识到这一点，他极力从西方文化典籍中引经据典，以调和基督教文化与儒学思想两种意识形态。在语言和概念层面的操作上，他也竭力从西方社会寻找内涵近似的名词并加以改造。这样，辜鸿铭将中国传统文化巧妙地与西方文化缝合，不动声色地缓解了隐伏的意识形态冲突，消解了外国人的抵抗心理，使他们乐于接受似曾相识的异域文明。 辜鸿铭翻译时采取的最大方法就是归化，以符合当时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式：
3.3.1以西洋文学解释《中庸》
天God天子The ruler of the Empire/Emperor
诸侯the(reigning)princes大夫noble
庶人the common people教 religion
辜鸿铭将各个官品名称对应了西方社会的阶层划分，将中国传统中的“天”译为基督教信奉的“God”，西方读者会很自然地以基督教的“God”来理解《中庸》之“天”，从而使儒学基督化。这虽削弱了儒学特色，但有助于西方读者理解儒经，增进他们对儒家价值和道德文明的认同。其中“教”本是“教化”之意，并不同于西方人所说的“religion”。辜氏深谙中西文化，必定知道其中差别，他这样以西学来解释《中庸》就是为了减少西方读者心理上的意识形态冲突，让他们在自己的概念体系里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儒学。
(第26章)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
The earth，appearing before us，is but a handful of soil;but，taken in all its breadth and depth，it sustains might Himalayas without feeling their weight;rivers and seas dash against it without causing it to leak.
此句中“华岳”实指中国华山，而辜鸿铭却译成了“喜马拉雅山”。因为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华山”是陌生的而“喜马拉雅山”却很熟悉，这样译读者才能更好的体会原句所要表达的含义。
3.3.2以西方学者名言做注
辜鸿铭翻译《中庸》时引用了卡莱尔、莎士比亚等西方名人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而这样的翻译方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第3章)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Confucius remarked：“To find and get into the true central(中)balance of our moral being，i.e，our true moral ordinary(庸)self，that indeed is the highest human attainment.People are seldom capable of it for long.”
Emerson says：“From day to day the capital facts of human life are hidden from our eyes.Suddenly the mist rolls up and reveals them，and we think how much good time is gone that might have been saved had any hint of these things been shown.”
通过引用西方名人的话，辜氏这个翻译成功迎合了西方主流诗学形式和意识形态，也引起了西方读者的兴趣，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阅读并接受。他把艾默生的话加在翻译之后，通过西方读者非常熟悉的艾默生之口，表达了相似的涵义，极大地帮助读者理解中国文化。而且这种译法其实还暗示了一点，即欧洲现代思想家提出的观点，我们中国古老的圣贤先哲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来了。由此可以想见，中国文明远不是西方人眼中所以为的落后，却是恰恰相反。这样，辜氏的译法不仅有助于西方读者更好的理解中国典籍，还巧妙地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地位。
四、结语
辜氏选择在“西学东渐”的社会主流下英译《中庸》主要是受个人意识形态的操纵;而其译文中对原文的改写是受译入语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操纵的结果。辜氏创造性地对原文进行改写并达到了他预期向西方社会宣扬中国文化的目的，因而是值得肯定的。(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参考文献：
[1] 辜鸿铭.《中庸》英译，辜鸿铭文集[M].海南：海南出版社.1996：509-574.
[2]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415-439.
[3] 倪雯.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对译者的操纵[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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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江慧敏.试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J].燕山大学学报.2010，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