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论文发表中国农村卫生总费用上涨的因素分析
核心论文发表期刊推荐《财经研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上海财经大学主办，《财经研究》编辑部编辑出版。国内统一刊号为CN31-1012/F，国际标准刊号为ISSN1001-9952。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邮局发行代号为4-331，国外发行代号为M697。本刊是面向国内外的综合性经济理论刊物。
摘要：本文利用1991-2011年的统计数据，借助C-D生产函数形式构建影响我国农村人均卫生费用上涨的因素分析模型，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和社会对农村卫生事业投入、农村老龄化程度是影响我国农村卫生费用的决定因素，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医疗技术的进步及医疗供给的增加对其影响不大。因此，稳定增长政府和社会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投入比例，增加农村医疗服务供给，是满足中国农村居民合理医疗需求的根本保证。
关键词：农村卫生费用,政府和社会卫生支出,人口老龄化,回归分析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回顾
国内学者针对中国的卫生总费用上涨因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于德志(2005)利用统计数据分析我国卫生费用增长的因素主要有经济社会发展、技术进步和人口老龄化。彭海艳(2007)从医疗卫生费用产生的整个链条，分析我国医疗卫生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均收入增长、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提高国民的医疗需求;医疗机构改善医院环境、高端设备普及提高了其供给成本。李军山等(2008)、徐昕(2010)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我国医疗卫生费用受医疗领域的技术进步及医疗供给的影响较小。于洪帅等(2012)利用SPSS统计分析指出卫生费用增长主要受人口调整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医疗保健价格指数、卫生机构数则不能稳定地解释卫生费用增长。
众多研究均没有考虑到我国城乡的巨大差异，没有区分城乡。基于此，本文选取1990-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借助C-D生产函数构建影响我国农村人均卫生费用模型，利用Eviews软件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研究影响我国农村卫生费用上涨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程度。
二、建立模型与理论阐述
考虑到变量的重要程度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1991-2011年的统计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来实证分析影响我国农村医疗卫生费用上涨的决定因素。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农村人均卫生费用(PHE)，为了消除人口规模变化及物价上涨对卫生费用产生的影响，本文采取了以1985年为基期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人均卫生费用进行平减。
2、解释变量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PNI)，是农村居民对医疗卫生需求的重要衡量指标，数据处理原则与被解释变量PHE相同。
3、解释变量
农村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人占农村总人口比重(OLD)。根据联合国统计标准，一国65岁以上老人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则该国就已经步入老龄社会。
4、解释变量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PHT)，婴儿死亡率(IMR)，代表医疗环境的改善，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医疗技术水平，该指标的选取并未区分城乡。
5、解释变量
政府和社会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支出(GSH)。
(二)实证分析
1、基本模型
本文采用C-D生产函数形式，将农村老龄化指标(0LD)、每千人医疗卫生技术人员(PHT)、婴儿死亡率(IMR)作为农村医疗卫生费用的结构性问题，加入到模型的技术进步部分，将农村人均纯收入(PNI)和政府与社会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支出(GSH)作为影响我国农村卫生费用的主要产出要素。
②F检验：在显著性水平α=0.05，模型的F=850.439> Fα(5，15)=4.62，各个解释变量联合起来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
③t检验：α=0.05，tα/2(15)=2.131，解释变量LnPNI、PHT、IMR未通过检验。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检验并修正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结果表明，婴儿死亡率(IMR)及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量(PHT)引起了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应该剔除，从而使得采用ADF法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避免因为变量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导致的虚假回归，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
(3)协整检验
由于模型中含有多个变量，因此采用Johnsen迹统计检验。Johnsen迹统计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LnPHE、LnPNI、LnGSH、OLD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协整向量为(LnPHE，LnPNI，LnGSH，OLD)=(1，0.2643，-0.8213，-0.1550)。
(4)回归分析
根据单位根检验及Johnsen迹统计检验表明，该模型中的变量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利用OLS对修正后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修正后的模型比原模型拟合程度更好，各个解释标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不存在自相关。
经济意义：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就个体变量而言，农村居民纯收入对人均卫生费用的弹性约为-0.12，表示农村居民纯收入每增加1%，则人均卫生费用将降低约0.12%;政府和社会对农村卫生事业投入对农村人均卫生费用的弹性约为0.77;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比重增加一个单位，即1%，则农村人均卫生费用将增长约14.4%。
四、政策建议
农村居民人均卫生费用势必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值得关注的是，农村居民人均卫生费用是否增长过快，是否是一些不合理的因素导致卫生费用的增长，针对这两个问题，本文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我国农村卫生费用与农村居民纯收入之间不存在正向关系，反而存在反向关系，这与经验预测相反。出现这样的实证结果，可能出于下列原因：一是农村的生存条件得到本质上的改善，农民个人的保健意识不断增强，健康水平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的医疗卫生支出;二是人均卫生费用的增长是由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单独考虑农村居民纯收入与人均卫生费用，则两者之间呈现正向相关。因此可知，剔除人口和通胀因素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提高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卫生费用支出。
技术因素对我国农村卫生费用上涨的贡献不大，或者说，医学技术提高、医疗服务环境改善导致卫生费用的上升并不明显。当然不能否认的是，我国卫生领域的技术因素没有固定的指标来描述，借助代理变量来反映，可能对真实情况的描述会存在偏差。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缩小城乡医疗差距，提高乡村医疗技术及服务水平，并不会对农村卫生费用的上涨产生很大影响，应该争取早日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预防在基层”的发展目标，满足农村居民合理的医疗卫生需求。
老龄化必然推动医疗卫生费用的快速上涨。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民健康状况改善，平均寿命增长，以及我国的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出现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比城镇更严重的态势。回归结果显示，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增加1%，则农村居民人均卫生费用约上涨14.4 %。因此，政府必须加大农村卫生投入，以应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政策因素是影响我国农村卫生费用的一个决定因素。目前我国在农村地区普遍推广新农村合作医疗，目的在于解决农村居民“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问题，为农民提供就医保障。虽然新农合在我国初步实现了“全覆盖”，但是其实施效果到底如何，仍需调查研究。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主体责任不可推卸，必须加大政府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投入，提高政府和社会的补偿比例，在我国实现“全民医疗”的基础上，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横向公平。
参考文献：
[1]于德志.我国卫生费用增长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2005，24(3)：5-7
[2]彭海艳.我国医疗卫生费用增长的成因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7，22(1)：94-98
[3]李军山，江可申.我国医疗费用增长因素实证分析[J].价格月刊，2008(10)：56-58
[4]于洪帅，谭英花.我国人均卫生总费用增长的实证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12(5)：4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