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论文范文参考

发布时间：2013-12-12 15:35:12更新时间：2013-12-12 15:35:49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王玉华，2011）[1]。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需拉动和投资高速增长。深入剖析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将会发现高投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特征十分明显；而高速增长的投资形成巨大的生产力，需要国外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1978—2011年，中国以年均9.8%的GDP实际增长率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

　　摘要：投资规模扩大和投资效率提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中国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发现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提高均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中国经济发展长期高度依赖投资规模的扩张，投资效率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面临挑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投资规模驱动型增长方式向投资效率提高驱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经济增长,投资规模,投资效率,VAR模型

　　一、引言

　　与经济高增长相伴随的是投资的迅猛增长，1978—2011年，中国的投资率从38.2%上升至48.3%，年均投资率超过38%，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7.2%（图1）。与此同时，世界平均投资水平维持在19%～25%，中国的投资率处于世界的最高水平之列。即便是20世纪60、70年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日本，其平均投资率也仅为35%。

　　然而，高投资率并没有带来投资效率的提高。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Capital-OutputRatio，ICOR）是衡量资本投资效率的重要指标。ICOR指资本存量的变动与产出增量的比率，该指标越小，表明资本生产率越高，资本运用也就越有效率。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在投资率迅速增长的同时，投资效率则总体呈下降趋势。如图1、图2所示，随着投资率和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占GDP比重的上升，增量资本产出率在1990年代后逐渐呈上升趋势，虽然在进入新世纪后有所下降，但2007年之后又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总体而言，投资效率在1990年代后未有显著提高。

　　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高投资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在投资效率逐渐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高投资—高增长”模式还能够持续吗？本文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基础上，实证研究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而分析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中国经济表现出显著的“高投资—高增长”特征，许多学者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源于高投资的推动。王小鲁（2001）指出，改革20年来，高储蓄和高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资本形成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重要贡献。资本形成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改革开放前上升2.5%，但投资效率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巨大潜力[2]。武剑（1999）认为，资本形成是推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这一趋势会逐渐加强，到2010—2020年，资本贡献度将超过60%[3]。邱晓华等（2006）通过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因素模型得出结论，资本投入增加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包括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效率提高、制度变迁等在内的技术进步的贡献也较强，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相对较弱[4]。

　　中国经济“高投资—高增长”是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结构转变的深层次反映，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大规模的投资及生产。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3，2004a，2004b，2005a，2005b）指出，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是政府推动的城市化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过程，同时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需要较高的储蓄率与投资率[5-9]。李扬、殷剑峰（2005）认为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的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既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也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乃至这种增长模式得以维持的关键原因[10]。

　　与中国“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相伴随的是低效率的高投资，投资过程中存在极大的浪费。在过去的20多年，这一模式是以宏观成本的积累为代价的。政府公共资本的拥挤效应推动高投资和高增长，并带来了诸如高能耗、高污染以及形成不良债务等宏观成本（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4b；2005b）[7][9]，还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平新乔，1998）[11]。在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过程中，高储蓄高投资增长模式容易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这种“大起大落”引起的剧烈周期性波动一直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损害了经济的稳定性（庞明川，2005；2006）[12][13]。

　　长期的投资增长能够扩大生产能力，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而投资在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实际上依赖于投资的“效率”和投资推动的技术进步及其性质（张军，2005）[14]。由此可见，投资效率的提升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稳定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

　　三、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认为，投资增长是早期经济腾飞阶段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此时经济增长归根到底要靠投资驱动。新增长理论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与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存在重大区别，投资效率的提高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即现代经济增长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驱动[15]。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阶段，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整体水平及资源禀赋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应该相应发生变化。此时对我国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对于适时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十分必要。（一）模型及分析方法

　　为了研究投资、投资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我们构建了包括投资、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三个变量的VAR模型。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高铁梅，2006）[16]。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能够较方便地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系统中随机扰动项对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VAR（p）模型的一般数学表达形式为：

　　其中，yt是k维内生变量向量，xt是d维外生变量向量，p为滞后除数，T为样本个数。k×k维矩阵A1，…，Ap和k×d维矩阵B是要被估计的系数矩阵。？着t是k维扰动向量，它们相互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与自己的滞后值相关及不与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假设∑是？着t的协方差矩阵，是一个k×k的正定矩阵。构造VAR模型的关键是确保其稳定性，这也是确定VAR模型最优滞后期的重要评判标准。对于稳定的VAR模型，其特征方程根的倒数均要求小于1。

　　（二）实证检验

　　1.数据说明与变量设定。本文选取的样本时间为1980—2011年，根据各期《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模型中涉及的变量主要有：实际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投资效率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用GDP和FINV分别代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单位均为亿元；用ICOR代表投资效率。GDP、FINV和ICOR的对数分别用LNGDP、LNFINV和LNICOR表示，LNGDP、LNFINVT和LNICOR的一阶差分分别用DLNGDP、DLNFINV和DLNICOR表示。

　　2.变量平稳性检验。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之前，首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单位根检验（unitroottest）方法对相关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对LNGDP、LNFINV和LNICOR进行ADF（AugmentDick-Fuller）检验，发现LNGDP和LNICOR在1%和5%的水平值是平稳序列，LNFINV是非平稳序列。对它们的一阶差分DLNGDP、DLNFINV和DLNICOR进行ADF检验，分别在5%、10%和10%的水平上是平稳的（检验结果见表1）。

　　3.协整关系分析。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Engle-Granger二阶段协整检验法和Johansen协整检验法。本文对时间序列的检验采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法，通过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根来判别变量LNGDP、LNFINV和LNICOR之间的协整关系。表2中，r=0表示三者之间无协整关系，r≠0表示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原假设r=0时，迹统计检验统计量的值41.34112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29.79707，最大特征根检验统计量的值33.158914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21.13162，故拒绝原假设，中国经济增长和投资、投资效率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4.因果关系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是否可信，取决于变量是否都是平稳的或者虽不平稳但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前文可知，中国经济增长和投资、投资效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可以对这些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从检验结果（表3）可知，固定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固定资本投资是引起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也是引起固定资本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固定资本投资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也会吸引更多的固定资本投资。经济增长与投资效率之间也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投资效率是引起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投资效率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也是引起投资效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中国经济的良好增长也有利于投资效率的提高。固定资本投资与投资效率之间具有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固定资本投资是投资效率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固定资本投资的过快增长，使投资效率下降；而投资效率不是固定资本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投资效率的提高并不一定引起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

　　5.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responsefunction，IRF）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来自另一内生变量的一个单位变动冲击所产生的响应，提供系统受冲击所产生响应的正负方向、调整时滞和稳定过程等信息。接下来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对投资、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检验结果如下图，图3、图4分别描述了经济增长分别对投资、投资效率一个标准差正冲击的动态响应。

　　图3反映了变量LNGDP（经济增长）对来自变量LNFINV（固定资本投资）一单位标准差正冲击的动态响应。经济增长对来自固定资本投资的冲击当期就有显著正向反应，这种正向反应之后逐渐增强，到第3期达到最大值后缓慢减小，在第7期达到最小值后，又呈缓慢增强趋势。

　　图4反映了变量LNGDP（经济增长）对来自变量LNICOR（投资效率）一单位标准差正冲击的动态响应。经济增长对来自投资效率的冲击在当期就有显著的负向反应，这种负向反应在迅速增强，到第2期达到峰值后，这种负向反应呈缓慢减小趋势，至第7期达到最小，之后又呈缓慢扩大趋势。

　　整体来看，经济增长对来自固定资本投资增量冲击的反应为正向且作用时间持久，说明当前增加固定资本投资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对来自ICOR增量冲击的反应为负向且作用时间持久，说明投资效率的降低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反之提高投资效率则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

　　6.方差分解。方差分解（variancedecomposition）是通过分析每一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高铁梅，2006）[16]。即通过将一个变量冲击的均方差分解成各变量的随机冲击所做的贡献，然后计算出每一个变量冲击的贡献占总贡献的比例。为了进一步分析投资、投资效率的结构冲击对经济增长变化的贡献程度，接下来借助方差分解对投资、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进行考察，定量把握它们之间的影响关系。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图5所示。从图5对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来看，经济增长的变动绝大部分源于其自身惯性导致，且自身冲击的贡献度呈下降趋势；固定资本投资与投资效率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都呈上升趋势，但固定资本投资的贡献率要显著大于投资效率的贡献程度，到第10期，经济增长变动中73%来自于其自身的冲击，24%来自于固定资本投资冲击的影响，而投资效率冲击的贡献度仅约为3%。

　　方差分解结果说明，当前对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GDP自身发展速度，在没有受到外界冲击情况下，中国经济系统将按着自身规律向前发展，所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至关重要。此外，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增长要远高于依赖投资效率的提高，即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仍是依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过程中，应该实行渐进性的转变，维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四、结论与对策

　　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实证研究了投资、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以及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发现当前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的提高均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两者相比较，中国经济仍主要依靠投资增长来驱动，而投资效率的提高则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较微弱的作用。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增长而非效率的提高将引发许多经济问题，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初步形成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其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经济高速增长依赖于投资的高速增长，而不是效率的提高。过度依赖于投资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形成了投资过热或过度投资问题，造成产能过剩和投资效率降低。

　　在国内市场饱和的情况下，严重过剩的产能需要寻找国际市场，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的萎缩，以及近年来中国出口贸易摩擦接连不断的情况表明，中国出口产品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另外，中国经济增长不但受到资源和能源的约束，而且也因能源和矿产品等资源类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而增加了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

　　基于本文的实证研究，以及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必须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贯彻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善型经济发展方针，实现从依赖投资增长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向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第一，调整投资思路，采取实际措施提高经济效率。通过促进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运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鼓励自主创新，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密集度；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降低交易成本；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通过广泛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提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效率。

　　第二，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与市场角色的定位。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限制各级政府配置资源和直接干预企业与个人微观决策的权力。政府应该避免“越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则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能，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如完善法治环境、酌情使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弥补市场失灵，以及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维护社会公平等等。

　　第三，完善制度建设，建立适应新增长模式的制度环境。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改善有利于人员流动的环境条件，调整城市化战略，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转移。努力发展金融市场和健全金融市场规则，加强信用环境，完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提高投资效率。

　　参考文献：

　　[1]王玉华.世界经济失衡下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研究[D].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1.

　　[2]王小鲁.改革20年和今后20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4）：56-61.

　　[3]武剑.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中国资金供求的动态分析[J].经济研究，1999，（11）：29-38.

　　[4]邱晓华，郑京平，万东华，冯春平，巴威，严于龙.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及前景分析[J].经济研究，2006，（5）：4-12.

　　[5]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与资本形成——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J].经济研究，2003，（8）：3-12.

　　[6]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开放中的经济增长与政策选择——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J].经济研究，2004a，（4）：4-15.

　　[7]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与经济发展[J].经济研究，2004b，（9）：4-17.

　　[8]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国际资本流动、经济扭曲与宏观稳定——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J].经济研究，2005a，（4）：4-16.

　　[9]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高投资、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J].经济研究，2005b，（10）：4-16.

　　[10]李扬，殷剑峰.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5，（2）：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