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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准确领悟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前提。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动力的科学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灵魂。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是批判精神与辩证立场的总体体现,是科学世界观与科学方法论的完整统一。始终跟紧时代的步伐,始终依赖实践的发展,把马克思哲学置于方法论的视角进行解读,是更好坚持和更准确把握马克思本真精神的理解自觉。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方法论,实践根基,辩证立场,整体性
近年来,有关马克思哲学的问题,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是如何理解和把握其本真精神的问题。尽管学界就这个问题已经探讨了很多,成果也相当丰硕, 但是却鲜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而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研究这一问题,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方法是构成哲学研究的灵魂,哲学的思维方法构成了理 解和研究哲学的基本方法。那么,从方法论理论自觉的视角,应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以凸显马克思学说的时代价值呢?这是摆在当今马克思主 义理论家和研究者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课题。
一、理论品格的实践根基: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特质
马克思学说的完整视域是以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的内在本真关联而展现出来的,这奠基了马克思哲学特有的理论品格。马克思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将哲学诠释为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核心的实践哲学。马克思哲学发挥和体现哲学本性的根本原因是其把哲学的批判和超越精神奠定在人的实践的本性之上。因而,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审视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最基本的结论就是以实践为根基的理论诉求。实践的出场以及实践思维方式对理论思维方式的超越,使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有了坚实的现实支撑,马克思哲学是以实践作为自己的理论视域的。因而,在实践的维度上思索马克思方法论的根本特性,就会发现,一旦把握了实践的思维方式和实践的逻辑体系,也就找到了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关节点。作为科学革命的方法论,马克思以实践为基本根基,建构出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大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并没有终结了全部哲学,而只是终结了以往的“思辨哲学”。因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按其基本性质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为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实践的哲学。
实践受思维能动性的指导。马克思立足于改变世界的实践思维方式,将人的思维的正确性问题置于真理的视域内进行检验,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的思维对客体把握的真理性需要改变世界的实践来证明,人的思维对客体的能动性作用也需要改变世界的实践来实现,因而人是思维中的人,实践是认识主体改变世界的实践。“思维的真理性”与“思维的此岸性”是马克思思索如何确立科学的思维方式的立足点。马克思小满“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认识事物”和从客体出发“解释世界以及以感性思维形式来思考问题”的哲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无视人在认识中的能动性,将认识抽象化为主体对客体的机械性直观的形式,因而也就无法理解实践作为思维形式形成中的**作用。马克思则把对象当作实践去理解,把对象作为实践活动的对象、产物和结果去理解,把对象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去理解。这种思维方式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思维范式有天壤之别。
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首次将实践概念引入认识论的范畴,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当作是真理的完整表述。这种思维范式认为,“观念、思想、概念产生、规定和支配人们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物质世界、他们的现实关系。”而就理论与实践而言,“前者就是认知真理的冲力,亦即认识活动本身――理念的理论活动。后者就是实现善的冲力,亦即意志或理念的实践活动。”这种区分的理论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因“绝对理念”的统摄性存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实践仍然是理念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是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人的生命表现为“一个与人自身有区别的、抽象的、纯粹的、绝对的本质的经历的过程”。黑格尔执著于抽象的思维,喜欢以主观的概念去解释客观世界,或者将认识主体“自主”创设的“客观”概念介入人的认识过程,完全以概念的思维或逻辑的思维主导认识,把认识主体主观性能动性解释世界的活动抽象为脱离现实客体的活动,漠视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和人的实践活动,结果导致了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因为“世界观的转变属于思维方式的转变”,“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首先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我们绝不能把它看作仅仅是用来回答认识的基础、来源和真理的标准等认识论问题的一个原理,而必须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用以理解和说明全部世界观问题、区别于已往一切哲学观点的新的思维方式。”因此,马克思断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住人的实践中以及时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而与以往哲学相比,马克思所开创的哲学不是单纯地解释自然、人或社会的哲学,而是以主体的人与客体的自然、社会的交互作用为其考察点和奠基点的哲学。这里的“世界”,不再是撇开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外部世界,或者超越人的实践之外的“意念”世界,而是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置身于其间的现实的生活世界。这里的“实践”概念是批判性的存在,是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解剖和批判中得以确立的,正是这一批判性思维,使马克思完成了对以往哲学的革命性改造,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支撑。不仅如此,马克思以实践为基本维度和核心的哲学是有广阔理论视野和历史尺度的哲学,它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历史的基本起点,它昭示我们,人的实践活动是具体的、现实的和历史的,现实的“场域”是历史得以存在的根基。哲学不是超越于时空之外的抽象之物,而是在一定历史场域中对时代进行反思的产物。因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作为人的生命存在方式,决定了人的活动不同于物的存在的类属特征,即具有超越物的存在的单一确定性,根据自我确立、自我建构的意义系统而进行选择的多义性和非确定性特征;实践作为人的感性活动、现实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总体性范畴,构成了社会存在的实质内容,既是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也是人的现实生活的定在。马克思明确申明不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一立场是非常鲜明的和坚决的。马克思历来十分厌恶对他的理论的“奴隶式的盲目崇拜”和“简单模仿”,对那些误用和滥用“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引用海涅的诗句悲哀地感叹:“我种下的是龙钟,收获的却是跳蚤”。 由上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关系是批判继承的关系。德国古典哲学是资产阶级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而马克思哲学则开启了无产阶级哲学的航程,从根本上说是对他之前的全部哲学传统的超越。在继承关系上,“德国古典哲学,这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表现,并未退场,而是转变为一种新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而出现在观念的历史上。这就是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40年现和系统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这还远远不够,真正的哲学是一个时代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就其批判性来说,“首先,马克思在这里的理论观点,不是部分地反对全部现存德国哲学的结论,而是反对它的前提;其次,马克思反对的恰恰不是仅仅作为现实世界的头脑或者观念上补充的哲学,而是整个现存世界;再次,最重要的是这种反对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实践上的。”因此,从本质上说,马克思哲学不仅是时代的反思的自我意识,而且是时代变革的实践体现。马克思哲学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去揭示社会结构,并“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此,实践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是马克思理论精神的根本特质,它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也具有世界观意义。而“实践唯物主义”的本真含义就是高度重视实践在哲学中重要意义,强调把唯物主义付诸实践的革命行为。实践唯物主义者就是把唯物主义付诸实践的共产主义者,“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实践是被马克思作为自己的整个哲学大厦赖以确立起来的终极性的原初基础确认后,哲学回到人的存在也就获得了可靠的保障。
二、批判本性的辩证法立场:马克思本真精神的哲学表达
批判性是马克思辩证法理论最根本的理论本质。“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批判与反思、否定与超越构成了哲学的内在本性。哲学的批判首先是针对哲学自身的,批判是哲学发展和变革的方式,而真理是借助辩证法的力量来揭示的。所以,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是批判的理性和理性的批判的辩证统一的思维过程,而哲学就是在不断的批判和自我批判道路中前进的。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正是通过批判的方式得以展开的――终生以“怀疑一切”的批判态度进行哲学理论上的创新。对此,列宁评价说:“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哲学特别是对德国哲学的批评表达了自己的哲学观:“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报纸那种反应敏捷、纵论时事、仅仅热衷于新闻报道的性质形成了鲜明对照。哲学,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的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是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着什么。”这里,马克思对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所具有的“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的“思辨哲学”思想特征进行了批判,认为哲学对“宁静孤寂”的爱好,对“体系的完满”的追求,对“冷静的自我审视”的沉醉,实际上都与时代的社会生活相脱离。这种与时代的脱离使得“哲学”像是在自身内部进行什么“隐秘的活动”,哲学的形象则类似于“巫师”, “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而这个“咒语”却“谁也不懂得他在念着什么”。而哲学是“就其性质来说,从未打算把禁欲主义的教士长袍换成报纸的轻便服装。然而,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所以,“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而“当代的真正哲学并不因为自己的这种命运而与过去的真正哲学有所不同。相反,这种命运是历史必然要提出的证明哲学真理性的证据”。然而,抽象化了的理论思辨使“哲学”遗忘和失落了现实的生活世界和人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它只能成为与人的现实生活毫无关联的“哲学家”所从事的自足的带有幻想色彩的理论活动。马克思透过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晦涩的外观,领悟到哲学的辩证法乃是人经由自己的实践活动而自我生成、自我解放、自我发展的过程,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过程。而辩证法的批判本性不过是人的自我否定的实践性的本质力量的哲学表达而已。这样,马克思哲学就与旧的抽象思辨的哲学传统相决裂,把哲学变成了以批判的方式来实现人的发展的解放性力量。在这里,马克思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既体现了西方哲学自身否定性的思想传统,同时马克思又把这一传统真正贯彻到底,体现出彻底性的批判和否定精神。在批判宗教神学和思辨哲学时,费尔巴哈正确地提出哲学应该从虚幻的精神乐园回到现实的人间。然而费尔巴哈的现实世界仍然是抽象的。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仍只停留于抽象的“理性、意志、爱”,而被费尔巴哈“二重性直观”作为 “偶然事件”、“反常现象”所抽象掉的恰恰是作为现实的人类存在所必须加以研究的东西。同样,费尔巴哈对对象世界的理解也仅仅停留于“自然科学的直观”。 “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下的自然界。但是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明,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出去,而能用来说明费尔巴哈的这类论点的事例借以产生的基地,就越来越小了。”费尔巴哈“既承认存在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存在的东西”原因就在于他不是把实践理解为“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不是把人理解为实践活动的主体和产物,不是把感性世界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对象和结果。 在告别黑格尔与费尔巴哈之后,马克思开始了自己独立探索的哲学研究之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鲜明表述了自己批判的旧的“思辨哲学”,标示了自己的“新哲学”。“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升华物。”仅仅把宗教幻象还原为世俗生活,这种哲学并不能真正克服宗教,将神秘的思辨的形而上学还原为人的世俗本质或日常生活,也不可能真正克服与超越思辨哲学。问题的关键是要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宗教与哲学这些“天国形式”。这种方法才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他在给李斯特的信中说:“对我来说,推动这种确有裨益的发展,呈现一部驳斥迄今为止的德国哲学和德国社会主义的作品是十分重要的。为公众准备我的‘经济学’观点是必要的。我的经济学立场本身就处在以前的德国科学的对立面。”哲学不是远离“尘世”的“天国”之思,哲学是对“此岸世界”进行批判的反思活动。基于这样的理念,马克思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批判视为自己确立哲学的理论根基,以期天国批判旧世界而发现新世界。对于当时德国的君主立宪制度,马克思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像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因此,面对这个把普通劳动者变成魔鬼,剥夺其一切自由权利的社会,“无论何时我都不会停留在平静和安谧之中,我将要不断地怒吼,”公开地向广大的世界挑战,尤其应该向德国制度开火。这一批判精神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现和运用。因此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制度上,并为此建构了激发工人阶级政治潜能的研究纲领――《资本论》。
批判是一种反思,是一种继承,因而更是一种辩证的认识;在反思和批判中哲学才能更好地履行改造世界的使命。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理解为解放和奴役相互交织的辩证过程,认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它在更大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这一发展和进步为一种更新的无压迫和非剥削的新的社会形态提供了可能性,然而,我们必须要正视的现实是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逻辑统治着一切,主宰着一切,这种压迫和剥削的形式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资本的“死劳动”对工人的“活劳动”的统治的本性却没有改变。因而,资本作为主宰一切的力量和“普照的光”,是这个时代矛盾的结合体:一方面,它表征着人类一般劳动能力的发展,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积累积淀。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是集体的产物”,是“一种社会力量”;这一集体能力应该被社会全体成员占有,并自觉地作为人类解放的条件来运用。另一方面,资本又是社会统治的工具和压迫工人阶级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资本的双重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性存在,也预言了这一社会的必然趋势。因此,在革命的立场上,马克思坚持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形式和根本策略,虽然不可排除新形势下有和平斗争的可能,但是“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然而,《卡尔・马克思〈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发表后,资产阶级学者和机会主义者就借此说晚年的恩格斯“放弃暴力革命” 了,主张“用议会斗争代替阶级斗争”。殊不知,恩格斯对此早就已声明:“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这是一种典型的以科学的辩证的态度对待革命斗争策略的。从长远来看,革命应采取什么样的斗争形式和手段,完全应根据当时的各种具体情况和条件来决定,那种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去崇尚暴力、放弃暴力革命和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做法是自欺欺人的。因而,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标明了“我的阐述方法”、“我的方法”是辩证法,在有的地方还用过“我的辩证方法”,这表明,马克思明确肯定自己的哲学思维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
三、整体高度的时代精华: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外显
站在整体的高度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会更加完整地理解这一科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自觉将马克思的本真精神理解为一种科学的整体性学说,以科学的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在时代的不断跃迁中得以展现自身的理论魅力。马克思学说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人类先进思想文化的结晶,是时代的产物。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作为整体性学说的马克思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马克思学说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完整的科学体系,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始终坚持与时展同进步,科学分析时代条件,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积极回应时代挑战,从而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而“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不仅从内部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大量手稿和文献,都蕴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和诊断的方案,强调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展现自身矛盾的辩证性存在,在这一展现过程中,资本的权力和宰制作用使得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个由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的整体性存在,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全球范围内作为一个整体。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变成对整个社会的复杂结构及其关系的整体批判,这一批判无法脱离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内在结构和关系组成,更无法脱离与其相互关联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客观现实。因而,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存在决定了马克思视野的整体性。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并不是“完整”这一概念的抽象的哲学规定,而是相对于马克思着力解决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说的。离开了这个主轴,单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去寻找整体性,只能陷入抽象的繁琐的争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肩负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历史使命为尺度,才能从理论上说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何以是整体,又如何成为整体的。 整体是实践的整体,因而必然是时代性的整体。马克思在1842年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的著名论断时,就对新哲学提出这样的期待:“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在这里,马克思表达了超越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强烈渴望和实现哲学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的强烈要求。这种渴望与要求,促使马克思把对“人”的理性思辨转化为对“人”的现实理解。 “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并且“问题是时代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正因如此,“哲学”必须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而“当人们把哲学同幻想混为一谈的时候,哲学必须严肃地提出抗议”,“同哲学是格格不入的,就像关于‘祈祷的鬣狗’这一虚构同格格不入一样。”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不仅反映、体现、凝结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而且同时也成为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的现实力量。哲学的思想内容折射着自己的时代的现实世界的影响,但同时它又不仅仅是消极被动地接受影响,而且要能动地“接触”现实世界,发挥着自己对现实世界的作用,把自己的哲学理念通过实践活动灌注于现实世界之中。“真正的哲学”在表现形式上,也与现实世界不是彼此隔离的,它也应当与现实世界保持密切的活生生的联系,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而揭露由所谓的历史学家们所捏造出来的东西。同时,“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马克思因而谆谆教诲后继者,他们创立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方法。“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恩格斯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社会生活实践的不断变化,必然要求反映这种现实的科学理论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为此他们反复申明“不主张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恩格斯对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因为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这种与时代同步的精神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一精神已经成为并将永远成为我们的精神遗产。正因为如此,列宁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四、创新视角的历史视野:科学把握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的方法论自觉
马克思哲学以开拓性精神向我们昭示了创新力量的强大――马克思哲学实现的哲学革命是以创新为根本动力的结果。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内在根源。青年马克思曾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成员,并且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但是他又没有成为黑格尔的永远追随者。他从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唯心主义辩证法大师黑格尔那里吸收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他从费尔巴哈那里吸取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从空想社会主义者法国的圣西门、傅里叶和英国的欧文那里吸取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合理要素,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那里吸取了劳动价值论等古典经济学的精华……他不断地在消化和吸收中创新,在继承和批判中创新,终于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学说。
历史视野的奠基和开拓使得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得以实现。作为黑格尔的学生,马克思汲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论营养,把整个社会发展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运动过程,从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理解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变化。历史就是具体事物发生、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逻辑是历史的反映,思维在反映具体整体中,以各种思维形式去把握具体整体的各种要素之间的联系并形成一定的逻辑结构。历史的方法是按照客观规律的历史具体进程和人类认识的历史具体进程来揭示历史规律的方法。恩格斯称此方法为“按照历史”“必须处处跟随着它”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哲学强调的仅仅是把现实历史前提作为其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础:“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们仪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因而,历史的方法就是对研究的对象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整体分析、描述。事物总是由初级阶段演变到高级阶段,由单纯简构演化到复杂繁冗,其中规律性的东西总是在历时性的实践过程中显现出来,甚至演化为共时性的事物。
唯物史观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这一“带着解放意图的社会理论”,并没有将社会的发展理解为由某种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强制化过程,也没有将历史定位为人的自由选择的随意性过程,而是立足于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视角,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行评判或批判性的诊断,把批判的对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马克思明确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共同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资本主义社会是“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能力的体系”。这一社会相对于“以人的依赖关系” 为特征的第一形态而言,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是人类迈向解放与自由发展的历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但相对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来说又是暂时性的存在,是一个将超越的社会发展阶段。资本主宰一切的异化的社会形态是人们通向自由道路上的一个必经阶段,但同时它为社会的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而,马克思辩证地把资本主义社会置于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当中:资本主义社会是有着特定历史意义的阶段性社会存在,它为我们剖析和认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以及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解放提供了解释的依据和资源。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历史意识才使得它的学说显示出难以抗拒的威力柯尔施明确提出,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关键是要“把唯物史观运用于唯物史观本身”。即就是说,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历史的尺度与唯物主义从来都是无法分离开来的,剥离了历史的目光,唯物主义就无法被我们所真正把捉得到,但同时,历史是唯物主义立场中的历史,是社会发展客观事实的历史。庸俗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错误,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流动的方法沦冻结成了一些关于不同的社会领域里的历史现象因果联系的理论公式―― 换言之,它变成了某种最好称之为一般系统社会学的东西。”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海德格尔指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
五、余论
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传》结尾中说:“由于有力地综合了历史、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成了19世纪最伟大的思想成就之一。”这一评价还是十分恰当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贡献在于他为人们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开启了一条新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批判的道路,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因而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恩格斯明确说,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笔者认为,马克思学说犹如天上的北斗星,为黑夜中前行的人们指引前进的方向。但是,我们千万别以为有了这盏灯,天亮(共产主义)的时候就能够自动抵达。因此,“马克思主义仅仅作为我们的历史无意识的一部分而存在下去,肯定是不够的,因为资本显然不能解决自身给人类带来的痛苦,而它早期的解放承诺早已耗竭。……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这一更为宏大的工程(指社会主义)中所能起到的具体作用是不能预设的,……它是不仅很难一笔勾销、而且肯定要在未来的任何变革中发挥作用的一种智慧、洞见和富有想象力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