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论文战略层面不确定性管理的思考

　　目标管理的想法自古就有，但作为概念的科学界定及管理方法的完整设计，大多数人认为是由被世人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德鲁克（PeterFDrucker），在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中首先提出的。

　　摘要：在战略规划系统中，管理的不确定性不仅来自于外随机性的干扰，更源于系统本身所具有的内随机性。相对于工作计划目标实现的确定性，战略规划系统的非线性变化乃至长期行为的不可预测，决定了系统战略目标实现的概率特征。因此，对系统运动方向正确与否的把握，较之如何趋近目标的控制手段以及对目标实现程度的追求更为重要。方向管理概念的提出，对于信息支持不充分条件下新领域的开拓性研究、社会变革时期的探索性尝试、管理过程中突发事件的处理等内含大量不确定性因素的系统的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战略管理,方向管理,自组织控制,概率特征,实践价值判断

　　一、目标管理与方向管理

　　1.目标管理

　　从拟管理系统控制方式的视角看，战略管理之外的当下所有管理理论及管理实践，从严格意义上均可归类于目标管理。目标管理方法应用之广泛，可囊括至小到一个家庭的收支、一个企业的生产、销售、产值、利润等的目标控制，大到一个国家GDP、CPI、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等的目标控制。

　　目标管理的基本方法，无外乎首先对拟管理系统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后根据拟管理系统的实际，预设一个具有可行性的工作目标，再而后运用各种针对性的调控手段，对拟管理系统实施控制。管理者希冀在特定资源的有效配置前提下，使系统的运行输出不断趋近先前所预设的工作目标。对管理效果优劣的评价，亦是建立在工作目标实现与否乃至实现顺利与否的基础之上。

　　从古代主要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为目标的管理思想，再到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以工业化大生产为背景的管理思想，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出现的古典管理理论，乃至现、当代的所有科学管理的理论，纵观人类数千年来管理思想的发展，以及体现于各行各业的管理实践，毋庸置疑，目标管理的方法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就控制方式而言，目标管理的基本控制方式就是负反馈控制。负反馈控制是一种通过反馈信号使系统净输入信号减弱，系统再输出与系统目标的误差减小的控制方式。作为目标管理基本控制方式的负反馈控制，其控制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不断比较输入与输出的信号，调整拟管理系统运行状态，使系统输出趋近并最终达到预设的工作目标。

　　目标管理控制所采用的负反馈控制方法，本质上是一种对“不变目标”的控制。即一旦拟管理系统的工作目标预设，该目标就是当下系统运行的唯一追求，管理中的一切调控手段都是为实现预设工作目标服务的。这种以实现工作目标为目的的管理，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实现式管理”。

　　这种以不变工作目标为追求，以实现式管理为手段的管理模式，不管以何种形式在何时出现，都无法改变其作为一种技巧管理模式的特质。在管理过程中，一旦工作计划目标确定之后，管理者更偏重的是如何提升、完善有助于拟管理系统趋近目标的控制手段。

　　当然，所谓不变目标的管理，在目标管理者的管理实践中，并非绝对意义上的一成不变，在实际的目标管理过程中，工作目标的微调甚至较大调整都是允许且是必须的。但是，这种调整受到两个原则的严格限制：其一、工作目标管理的任何调整都是在一个确定不变的稳态下完成的，管理系统本质上呈现出的是一种具有回复机制的超稳定结构。其二、管理系统运行过程中所有立足于控制的调整，都是在量变的范围内进行的，预设工作目标与调整后的工作目标，在质上是没有改变的。

　　目标管理中的“预设工作目标”与战略管理中的“战略规划目标”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不同概念。就区别而言，工作目标表现为具体层面的操作状态，战略目标表现为愿景层面的憧憬状态；工作目标是个别目标，战略目标是一般目标；工作目标与环境扰动呈线性关系，战略目标与环境扰动呈非线性关系；工作目标是确定性目标，战略目标是非确定性目标；工作目标标示的是具体的目标点或目标域，战略目标标示的是管理系统演化过程中的发展趋势。二者的联系表现为战略规划目标寓于工作目标之中，工作目标服务、服从于战略规划目标，工作目标与战略规划目标在系统演化方向上具有内在一致性等。鉴于战略规划目标的非确定性以及实现的概率特征，目标管理方法适用且仅适用于工作计划中操作性目标的实现，不能简单移植到战略管理之中。

　　2.方向管理

　　与战略管理相对应的管理方法，是对系统演化趋势进行控制的管理方法，即本文所研究的“方向管理”的方法。战略管理中的战略规划目标，其涵义主要有两点：第一、战略管理系统的规划目标不再是一个确定的点或者具有一定区间的目标域，而是一种方向的导引，体现为系统在远离平衡的条件下，从一稳态向另一更加稳定的稳态的跃迁；第二、系统在从一稳态向另一稳态的跃迁过程中，整个系统演化的方向具有不可逆性，系统演化表现为且仅仅表现为方向上的稳定性趋势。在方向管理的认识中，系统演化过程中对战略规划目标的偏离甚至放弃，并不必然地预示管理系统的崩溃，而是管理系统在内外随机因素影响下，战略规划目标调整至与系统演化方向一致的适合性优选。

　　方向管理就是对演化系统在演化过程中，从一稳态向另一稳态跃迁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的理论。方向管理的核心任务，是控制战略管理系统在两稳态之间演化的方向，方向管理的基本控制方式是自组织控制。

　　1977年，前西德的Springer-Verlag出版社出版了哈肯（HermannHaken）的《协同学导论》。这本书中对“自组织”这一概念有一段非常形象的比喻。哈肯说：“比如说有一群工人，如果每个工人在工头发出的外部命令下按完全确定的方式行动，我们称之为组织，或更严格一点，称它为有组织的行为”，“如果没有外部命令而是靠某种相互默契，工人们协同工作，各尽职能来生产产品，我们把这种过程称为自组织”。哈肯认为，就一般意义而言：“如果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我们便说系统是自组织的”。哈肯为提醒大家注意还特别强调：“这里‘特定’一词是指，那种结构的功能并非外界强加给系统的。”我们在对比研究德鲁克目标管理思想与哈肯自组织管理思想的时候，意外发现德鲁克在组织管理的认识上，竟然与哈肯的自组织管理思想异曲同工，表现出惊人的内在一致性。德鲁克在1945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一书中，提出企业应该培养“有管理能力”的、有“责任感”的工人和建立一个“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在该工厂社区内的管理，更多呈现出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默契的配合而非强加的干预。德鲁克在1973年出版的巨著《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一书中，更进一步提出“知识工人”（KnowledgeWorker）的概念，在德鲁克的理想中，如果每一个知识工人都努力成为并确实成为自主的管理者而非被动的被管理者之日，也就是企业最终成为自我管理的理想社区之时。德鲁克理想中的企业，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组织社区，但已经具备了成为自组织社会形式的最基本的要素，开了自组织管理研究的先河。哈肯的自组织管理思想与德鲁克关于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的设想，对方向管理理论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信息论的角度看，所谓的自组织，也可以理解为是“系统在没有外界关于系统内部模式的任何现成信息输入的情况下，通过适当的物质流，能量流，可以自发地形成某种时间模式、空间模式或时空模式”的组织形式。而自组织理论已有的研究成果亦表明，在信息支持不充分的条件下，系统完全能够通过要素间的优化组合、相互默契的自我管理，“自发”形成有序结构的模式。

　　这种自发模式表现在战略管理的实践中，就是战略层面新领域的开拓性研究、转型时期的探索性规划、管理过程中突发事件的处理等内含大量不确定性因素的、具有自组织特征的结构模式，方向管理理论就是对该类模式的尝试性研究。

　　二、战略管理的研究思路调整与方式改变

　　1.战略管理研究的思路调整

　　从目标管理到方向管理，首先是战略管理研究的思路调整。

　　战略管理的理论研究，可以上溯到20世纪30年代甚至更早，但作为系统的战略管理理论的演化，应该源自于20世纪60年代，其演化路径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钱德勒（AlfredD.Chandler）创立结构战略学派，安索夫（Ansoff）创立计划战略学派（又称为资源配置战略学派），到20世纪70年代安德鲁斯（k.R.Andreus）创立目标战略学派，可作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战略管理学家的研究思路，明显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典管理理论以及30年代行为管理理论的影响，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或曰战略管理的因素分析，主要集中于企业内部。20世纪80年代波特（Michael.E.Porter）所创立的的竞争战略学派，可作为第二阶段。波特在对企业进行的竞争力量结构分析中，关注点明显从企业内部管理要素的分析，转向了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竞争能力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普瑞哈拉德（C.k.Prahald）和哈梅尔（Hamel.G）提出的企业核心能力理论，将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重点，重新拉回到对企业内部管理因素的分析，可作为第三阶段。该阶段的研究，现象层面仿佛是认识再次回到出发点的思维轮回，但认识的基础较之第一阶段的研究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普瑞哈拉德和哈梅尔是在对企业进行环境分析和竞争力量分析的基础之上，研究企业如何进行优势整合，以及知识和资源在企业核心能力中的地位，认识层面明显呈现出哲学意义上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发展。

　　从战略管理理论演化的三个阶段看，战略管理学家们用了半个世纪，从研究思路上完成了一个内→外→内的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过程。但在这样的认识过程中，我们发现，无论企业组织架构的设计、资源的配置、竞争力量的分析乃至战略目标的规划上，理想化特征非常明显。在大多数战略管理学家看来，所有的管理系统理论上都是可分析系统，所有影响战略管理的相关因素理论上都是可知、可控的。大多数战略管理学家设计思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几乎全部集中在战略目标的如何设计和完成之上，这一思路的潜在假设是，战略目标的设计和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是一一对应的，至少在理论上其结果必然是：设计的科学保证了实践的可行，实践的可行保证了目标的实现。

　　但从方向管理的视角看，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战略规划目标的设计如果寄希望于必须和战略规划目标的实现一一对应，实际上是管理思路上的乌托邦，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在理论上也是不可能的。而造成这种思路偏差的很重要的原因，首先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作为母科学的“管理学”的停滞，这种停滞不可避免地制约了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导致当下的战略管理理论实际上成为不同程度残缺的理论体系。其次是战略管理理论本身研究工具的落后。当下战略管理研究领域中，建立在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经典科学及一一对应的线性思维之上的研究工具，并不完全适用战略管理的研究。认识到目标管理的方法在战略管理中的局限性，将战略管理研究者的思路从线性思维调整为非线性思维，将自组织管理思想运用到战略管理的研究之中，是当前战略管理研究的重要任务。

　　2.战略管理模式的改变

　　我们之所以强调战略规划目标的实现过程中，管理者更多是对战略方向的把握而不是拘泥于战略目标的实现，原因就在于，战略规划与一般工作计划在质上是不同的两种管理模式，这种质的差异直接带来了管理方式上的不同。

　　众所周知，企业的战略规划具有长期性，但战略规划与一般工作计划（包括长期工作计划）的区别，首先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对各自目标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认识与管理方式的不同。战略规划与工作计划相比较来看，工作计划是立足于过去的基础之上，战略规划是建立在未来的基础之上；工作计划主要为系统内部因素所决定，战略规划主要为系统外部因素所决定；工作计划侧重于目标管理，战略规划侧重于方向管理；工作计划是静态的管理，战略规划是动态的管理；工作计划是形而下的方法、技巧的管理，战略规划是形而上的“道”层面的管理；工作计划的时间反演是对称的，战略规划是不可逆的；工作计划目标的实现具有一一对应的线性特征，战略规划目标的实现具有非线性的概率特征；工作计划目标是具体的、可操作的，战略规划目标是愿景层面的憧憬……。在目标管理层面，所有的工作计划，不仅一定要内涵具体、确定的预设工作目标，而且工作目标的达到与否是管理成败的最基本判据。而战略规划则不然，战略规划目标的达到与否对战略管理而言并不是第一位的，如前所述，系统演化过程中对战略规划目标的偏离甚至放弃，并不必然地预示系统的崩溃。为保证系统前进方向的正确，保证系统跃迁后的稳态较之前一稳态更稳定，在战略管理的过程中，甚至不排除对原战略规划目标的彻底颠覆，系统演化方向的正确与否，才是战略管理成败的基本判据。

　　这种管理思路与管理方式的转变，乍看似乎离经叛道，实则正反映了战略规划与一般工作计划的本质区别，反映了方向管理与目标管理的本质区别。

　　三、战略目标实现的概率特征及系统演化方向的确定性

　　1.与内随机性相关的战略目标的不确定性

　　从自组织控制的视角看，战略规划中系统预设目标实现的不确定性，不仅归因于来自系统环境的外随机性，更由于系统自身的内随机性。从理论上讲，外随机性不仅可以研究，而且有N多解决外随机性对目标干扰的方法。内随机性则完全不同，它与系统自身“与生俱来，生死相依”，它才是系统战略目标实现表现为概率特征的根本原因。

　　所谓内随机性，乃是混沌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洛仑兹（E.N.Lorenz）常将“内随机性”与“动力随机性”、“自发混沌”等概念作为等位概念看待。哈肯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确定性混沌”，并研究发现这种“无规律运动来源于完全决定性方程”，只不过混沌现象产生的根源，从本质上讲，在系统内部而不是外部。

　　这种因内随机性而带来的系统运动状态的不确定性，看似非常奇怪，不可思议，因为它“完全与我们通常的直觉相违背，也许这是由于直觉在先天上是线性的”〕，但是在自然界、社会领域的确是普遍存在的，只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比如，洛伦兹在混沌理论中“对初值的敏感依赖性”（即“蝴蝶效应”）的研究，以及由此导出的“长期行为不可预测”、“非周期性”等重要结论，因为它与17世纪牛顿力学诞生以来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的线性思维方式相悖，长期不为人们所理解，以至于人们对长期行为所表现出的非确定性的概率特征，竟然走向了麻木不仁和大惊小怪两个极端。而其实这种起点微小差异可能导致终点巨大差异的思想精髓，两千年前我国的《汉书·司马迁传》中的“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早已精辟概括，只不过大家没有和研究“高级有序叠加”现象的混沌理论以及不确定性联系到一起罢了。

　　2.战略目标的不确定性与战略目标实现的概率特征

　　内随机性对战略规划目标实现不确定性的影响，是内生于系统之中的。战略规划目标实现的概率特征，是战略规划系统自身演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必然规律。

　　目标管理中工作目标实现的确定性特征，和战略管理中规划目标实现的不确定特征，是两种不同管理模式下所表现出的两种不同特征。在目标管理中，管理的基本控制方式是负反馈控制，而负反馈控制的本质，就是通过不断比较输入与输出的信号，调整拟管理系统运行状态以缩小偏差，使系统趋近并最终达到具体的预设工作目标。在目标管理的模式中，具体工作目标实现的确定性是系统价值体现的前提条件，那怕这种确定性是必须附加一系列特定条件的确定性。不确定性在目标管理的框架内不仅是不允许的，也是无意义的，因为目标无法确定性实现的目标管理，不仅表现为管理系统的控制失败，实际上就是对目标管理模式的颠覆。而战略管理则不同，由于内、外随机性影响所导致的长期行为的不可预测，战略目标本质上就具有不确定性。在这样一种认识前提下，战略规划目标的最终实现与否，不是战略管理成败的判别标准，在战略管理的过程中，为了保证系统演化方向的控制，甚至不排除对战略规划目标的彻底颠覆。战略规划目标的愿景形态及其实现的概率特征，才是战略管理的题中应有之意，系统演化方向的把握才是战略管理的根本追求。

　　战略目标实现的概率特征看似一个新问题，其实在很多理论研究中早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经提出经济规律“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早期的计量经济学也认为，经济模型带有随机偏差，是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必须，其原因就在于任何经济模型的有限变量，都无法穷尽现实经济系统中可能遇到的随机因素及其所伴生的不确定性。与方向管理理念不同的是，早期的计量经济学及其他的诸多管理理论，都没有认识到不确定性是管理系统本身所固有的基本特征，没有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不仅来自于外随机性的影响，更来自于内随机性的作用，他们希望通过增加变量和方程的数量，来提高系统描述的客观性和对未来预测的准确性，实际上无异于缘木求鱼，永远不可能达到目的。

　　与我们对战略目标实现的概率特征的研究思想最接近的，是20世纪上半叶爱因斯坦与波尔两大科学巨人之间，关于微观粒子运动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世纪之争。爱因斯坦在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线性思维方法的约束下，对微观粒子运动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及其所表现出的概率特征大惑不解，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上帝竟然也掷骰子，而且“上帝不仅掷骰子，有时还把骰子扔到看不见的地方。”他对哥本哈根学派长达三分之一世纪的质疑，其认识论意义早已超出量子力学本身。而他最终对微观粒子运动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及概率特征的承认，不仅对我们今天研究战略目标的不确定性与战略目标实现的概率特征，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意义，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融合的两极相通。

　　方向管理理论告诉我们，在战略规划中，必须树立“清晰是相对的，混沌是绝对的”、“战略目标的确定性是相对的，不确定性是绝对的”、“系统长期行为的可预测是相对的，不可预测是绝对的”等一系列与内随机性相关的观念，清醒认识到战略目标的不确定性，从根本上是来自于因内随机性而带来的系统运动状态的不确定性，战略目标实现的概率特征，是任何拟控制系统所固有的，不以管理者的意志为转移。3.战略目标的不确定性与系统演化方向的确定性

　　强调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战略目标实现的不确定性及其战略目标实现的概率特征，并不意味着与管理系统演化方向确定性的对立，亦不意味着目标管理模式与方向管理模式的对立。其实，作为一个统一规划的管理系统，其演化方向与存在于具体的工作目标之中的战略规划目标，在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目标管理中的工作目标中包含方向，方向管理中的方向亦存在于工作目标之中，二者是不能割裂的。但方向的一致并不必然表现为战略目标与工作目标现象层面上的等同，战略目标与工作目标的差异同样也并不必然表现为方向的不一致，战略目标实现的不确定性与系统演化方向的确定性是辨证的统一。比如以共产主义的实现为例，我们可以把人类共享天下大同等，作为我们追求并期望实现的社会发展的战略规划目标，但这种目标仅仅是社会管理所追求的最高层面的合方向性目标，它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就体现在，它虽然内涵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及其在该方向社会发展的不可逆性，即作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追求天下大公的基本方向是确定的，但未来社会的组织结构形式、社会分配机制等工作层面的具体目标，如作为社会最基本单元的家庭是否应该作为私有制产物而解体，个体生活需求是否按需分配等，是无法也不可能预存于未来社会发展的规划目标之中的。如果一定要将其规划为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其实现的不确定性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不确定性，丝毫不影响人类社会不可逆转地向着天下大公的方向前进。

　　四、在管理的战略层面把握系统演化的方向

　　1.把握系统演化方向的“一带三”原则

　　在战略规划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中，如欲正确把握系统演化方向，我们认为应该遵循方向管理中“一带三”的基本原则。所谓“一带三”原则，最基本的是系统演化从低级到高级的原则，而判断系统是否遵循了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在二级层面有三个比较原则：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更加有序的原则和后一稳态较之前一稳态稳定性更好的原则。

　　长期以来，生物的世界与物理的世界两军对垒，以达尔文与克劳修斯为代表，形成系统演化方向中的进化论与退化论之争。马克思、恩格斯对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生物物种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意义重大，在社会科学领域同样意义非凡，因为它不仅能够客观、正确地反映自然界与社会演化的过程，而且揭示了自然与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和内在规律，指明了自然界与社会演化的正确方向。这种认识同样适用于战略规划中的方向管理。对于一个战略规划实现过程的前瞻性战略把握，拟管理系统演化方向上的从低级到高级，是一个最基本的掌握原则。所谓的“低级”、“高级”，其实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就操作而言，比较的主要尺度有三：第一、系统能否通过熵减保持有序→更加有序的状态；第二、在系统的跃迁过程中，后一稳态较之前一稳态稳定性是否更好，第三、后一稳态较之前一稳态在结构、功能等方面是否更复杂。只要我们掌握了系统演化的“一带三”原则，就有了判断系统演化方向的工具。

　　2.战略层面的文化认同是方向管理的基本保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很多结论，对于我们研究方向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譬如，历史唯物主义肯定历史决定论，就是肯定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确定性。但历史唯物主义又从来不否认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从来不否认在具体行为上的人的抉择性以及这种抉择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这就是不否认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所谓的人的抉择，往往取决于人所认同的文化框架。社会文化的作用之一，就是它可以使人不自觉地从自己信奉的文化中寻求对任何事物进行分析的角度、思维框架和判断标准。

　　在社会领域中，离开了人与人的需求的管理，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管理。因此，所谓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战略管理，完全可以理解为人的管理和对人的管理。拟管理系统的演化方向确定之后，执行管理的人的因素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人对战略规划目标的文化认同，是方向管理成功的基本保证。《尚书·泰誓》中曾记载了当年武王伐纣，八百诸侯会师盟津，在牧野举行誓师大会上的一段名句：“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何谓“同心同德”？心就是愿望，德就是思想、信念、意志。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我们早就发现：短期目标可使人同力，长期目标可使人同心，对战略规划在文化上的认同，可以使人同德。同德是方向管理的基本保证。

　　在关于文化认同的研究中，四个概念的区分非常重要，这就是目的、目标、愿景和理想的区分。所谓目的，就是想要到达的地点或得到的结果，可以用“实现”来表征。所谓目标，就是期望达到的境地或标准，可以用“达到”来表征。目的和目标作为点或区间的预设，通常在战术层面体现，带有非常明确的功利色彩和可操作性。愿景和理想则不同。愿景是人们所向往的前景，是生动、具体的情景式描述。理想是对未来事物的期望与梦想，是对未来事物臻于最完善的境界与向往。就表达形式看，愿景以具象的形式呈现，理想以抽象的形式呈现，但二者在对人的行为抉择的影响上有共同之处，即本质上都是为了在战略层面的憧憬中确定努力的方向，而不是如目的、目标管理所苛求的当下落实及具体实现。

　　方向管理中的战略规划目标，其实就是控制主体在愿景、理想层面的向往与追求，虽然它同样具有功利性诉求和操作性表现，并存在于具体的工作目标之中，但更多要求的是参与追求的个体与群体在文化层面的认同，是个体与群体对拟控制系统奋斗方向的认同。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这种向往与追求，对团队乃至个体的激励是无与伦比的，其所产生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是无与伦比的。正是这种文化的认同，能够成为拟管理系统中人与人之间相互默契配合、自组织控制的基础，成为拟管理系统能够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最基本的保证。

　　四、实践价值判断――拟管理系统前进方向的判断标准

　　道路决定命运，方向导引未来。尤其在在重大的文化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社会革命等到来之时，在前无古人、无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重大的理论创新、实践变革到来之时，在突发事件的处理过程之中，如何始终把握系统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实为至关重要。以社会变革为例，应该说，尽管我们过去并没有从理论上深入研究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方向控制，但事实上人类早就发现，在重大社会变革时期，与其对某一社会变革的举措进行所谓的“科学”理论判断，莫如进行更为有效的实践价值判断。

　　为什么实践价值判断标准在大变革时期的作用如此重要？因为“方向”管理理论主要研究的是系统的演化过程，研究的是系统如何从一稳态向另一稳态的跃迁。以社会领域为例，每当重大社会转型期到来之时，如文化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社会革命、重大社会改革等的到来，由于上述革命、改革更多的体现为“破旧立新”，往往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没有或基本没有有效信息支持，加之系统内随机性、外随机性的双重作用，长期行为的预测极其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因此实践价值判断的标准，就成了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非判断标准。通过实践价值判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系统演化过程中系统是否更加有序、更加复杂，后一稳态较之前一稳态是否更加稳定。君不见，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邓小平同志关于“白猫、黑猫”的形象比喻及“生产力标准”等，无不深刻地囊括了实践价值判断标准的科学内涵，标示了社会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的前进方向。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实践价值判断标准其实体现的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实践检验中暴露的不足，本来就是一种必然的无奈和前进的代价。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人类当下能够掌握的科学理论永远是不完备的。所谓的人的认识，永远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特定文化背景下，由具有有限阅历、有限知识、有限能力的特定的人完成的，因而方向管理所追求的并不是管理中每一步骤的准确无误，而是保证管理在战略方向上的最小失误，保证全局的发展始终保持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仅此而已。

　　参考文献：

　　[1]ChemawatPDelSolP.CommitmentversusFlexibility[J].CaliforniaManagementReview，1998，40（4）：26～43

　　[2]DanSchendelEvolutionaryPerspectivesonStrategy[J].SMJ，1996，17：1～4

　　Hatch，J.&Zweig，J.Strategicflexibility：TheKeytogrowth[J].IverBusinessJournal，2001（3/4）：44～47

　　[3]GaryHamel.StrategyasRevolution.HarvardBusinessReview[J]，2004（6）

　　[4]Garner，Randy."SWOT"Tactics：BasicsforStrategicPlanning[J].FBILawEnforcementBulletin，November2005：17～19

　　[5]Hatch，J.&Zweig，J.Strategicflexibility：TheKeytogrowth[J].IverBusinessJournal，2001（3/4）：44～47

　　[6]JohnA.pearee，andRichardB.Robinson.Formulation，ImplemeniationandeontrolofComPetitiveStrategy[M].MeGraw一Hill，2003

　　[7]LavieDCapabilityReconfiguration：AnAnalysisonIncumbentsResponsestoTechnologicalChange[J].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2006（31）：153～174

　　[8]NandiniRajagopalan等著，苗莉译.战略决策过程：批判性回顾与未来研究展望[J].北京：管理世界，2012，（1）.157～169

　　[9]宋波、徐飞、伍青生.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研究的若干前沿问题[J].上海：上海管理科学，2011，（3）.43～51

　　[10]姚秋明.企业战略调适理论研究述评与展望[J].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0，（5）.75～81

　　[11]韩炜.战略承诺约束下的企业战略定位演化效应研究[J].哈尔滨：管理科学，2010，（4）.27～37

　　[12]唐健雄，王国顺.企业战略转型能力的自组织研究[J].天津：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08，（9）.171～175

　　[13]张琦.王开明.动态环境下企业战略过程的创造性和复杂性研究[J].成都：软科学，20008，（9）.90～94

　　[14]邓修权，彭金梅.企业能力的新视角：分形企业能力[J].北京：管理评论，20007，（4）.35～42

　　[15]王雨田，张明正.社会经济系统定量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J].开封：河南大学学报，1990，（6）

　　[16]H·哈肯.协同学引论[M].原子能出版社.1984

　　[17]H·哈肯.信息与自组织[M].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

　　[18]伊·普利高津.从存在到演化[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19]伊·普利高津等.从混沌到有序[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yueqikan.com/gongshangqiyeguanlilw/363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