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范文全文4篇

法学 第1篇

一、1920年代初中国学界的社会学法学观

傅斯年曾经说，“一种学科的名称”不过是“某套或某某套问题”的代称而已。探讨中国学界对“社会学法学”的认识，不必囿于今天的学科规训，认为非有其名不可。今日之“社会学法学”或者“社会法学”，亦或“法社会学”，探讨的主要问题是法律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那么探讨中国学界的社会学法学观也应由此入手。清末民初，现代法学初兴于中国，学界对法律与社会之关系必有认识，但此问题并非本文的关注重点，暂置不论。到1920年代初，学界形成了一套关于法律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认识。早在1920年1月，北京大学法律系陈启修就对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动性有所注意。他认为，法律既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又不能时刻变迁，如果“今日一变，明日又一变，则踏于极端社会法学派之弊矣”。由此可知，陈氏认为正常的“社会法学派”之主张，能够注意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的问题。同年7月，陈启修在探讨法之本质时，论及“社会目的法说”。他认为，“社会目的法说”产生的原因是法律专制之流弊，实验主义哲学之影响和劳动阶级之自觉;此派又因“注重方面，小有异同”，再分为心理学的、社会连带的和实际的理想主义的三派;“社会目的法说”认为法为手段而非目的，贵乎社会的作用和目的，其内容应随社会而转移，不必有绝对之真理;研究法学，取社会学的方法而非法律学之注释方法，对于法之适用，重自由的而非逻辑的解释。陈氏注意到“社会目的法学说”使“法学大势，为之一变”，“实为法学史上最大之发见，其先社会而后个人之根本观念，可谓得理之正”。不过，他认为“社会目的法学”有偏激之处。1922年2月，正在柏林大学留学的吴经熊发表了《法律的基本概念》一文，旨在介绍最新之法理。他认为，20世纪之“理”是“实事求是的理”，是“社会日常行事中之理”;法律公平之实质变化莫测，而公平之名目永远存在;法律不是目的，而是促进人类文化的一种手段;“纯粹的法治主义不免种种流弊，必须用治社会学的手段去补救”法学，才能“从法律的专制而得解放”。同月，朝阳大学李炘在《法政学报》上发表长篇论文《社会法学派》，正式提出了“社会法学”的概念，并对其涵义进行解释:“标榜法律学为研究社会生活与法规关系之学，称之曰:社会法学”。他认为社会法学派经由实证的、生物的和心理的，发展成为综合统一的社会法律学;社会法律学的“二大革新之旨趣是:否认注释的方法之自足论而陈述社会学的方法之重要，攻击法律学自身自足之态度，主张以法律学为社会学之一部”;其具体研究方法有六:研究法律制度或法律学说影响于实际社会之结果，用社会学的研究为立法做准备，研究法规实效之手段，研究社会学的法律史学，谋求个别事件的正当合理之解决，使法律目的确实有效。

在李炘的社会法学派之世界谱系中，主张“自由法运动”的法学家们属于社会法学派，日本法学家穗积重远、志田钾太郎、牧野英一和德国法学家施塔姆勒也属于社会法学派，其中对施塔姆勒的正法观尤为推崇。①1923年1月，东吴法学院陈霆锐提出了“社会法系”之概念。他认为，社会法系是最近一个世纪以内，“诸文明先进国”在个人主义之外另创的一种特殊法系。在陈氏看来，社会法系在文化上的根本点是社会义务而非权利，其立脚点是“社会互助论”。陈氏断言，“社会派之法律思想，将来必支配世界他日之法律，必无可疑也”。②除了上述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之外，学界还出现了关于刑法和民法社会化，以及主张通过法律手段实现劳动者的生存权、劳动者和劳动全收权的法学社会主义论。前者如刘震的《战前战后刑法之社会的任务》(《法政学报》，1920年第2卷第2期)和许藻镕的《现行私有财产制度的基础观念和他将来的趋势》(《学林》，1921年第1卷第1期)，后者如署名三无的《法学的社会主义论》(《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5期)和杨孝斌的《社会主义与法律之关系》(《法政学报》，1920年第2卷第5期)。

二、张志让对社会学法学的推进

1.提出“社会学法学”的概念，分析“社会学法学派”兴起的原因1924年1月，张志让在《社会学法学派之起源主义及批评》一文中正式提出了“社会学法学”的概念。这是在陈启修、李炘、陈霆锐之后提出的又一个指称西方“最新法律思想”的概念。他认为，自上古至19世纪末，法律学说可分为哲学、历史、解析三大派，而新进兴起的第四种学派则是社会学法学派。根据张氏的理解，该派的“原则与主义”有四:一为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协调;二为“重新审查法律所根据之原则是否与近世世界之状况不背”;三为进行“社会学之研究，为立法之基础”;四为“法官判案当随案情之异同而求判断之公允”。③由此可知，张氏心目中“社会学法学”的内容至少涵盖社会利益理论、法的社会学研究和法律的运行实效等方面的问题。在张氏看来，社会学法学派之所以迅速崛起，有两方面的原因。首要原因是原有各派的法学学说的“陈腐失用”。哲学派“以为法律乃所以表示吾人天然的性质”或“保护吾人之自由意志”，“每欲藉理想之力，以证现有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应行存在之理由，因以保全法律所规定之现状，其结果则法庭判决每在法律上为公允，而在事实上为失平”。历史派“对于法律性质之观念与哲学派同，皆以其为表示永久不变之原则”，“以旧有法律为足以代表自然法”，因此专重“从历史上观念之发达与特定社会之习惯中所得之固有原则”，不容破坏“无过错则无责任、契约自由”等原则，由此阻挠法律之改良。而解析派则认为“法律纯为管治者之命令，但将某种规定应用于某种之事实而已足，不必复问各案之特点，以致判案每患失平”，“即就契约一端而论，此派学者与法官皆牢守契约自由之原则，以为人皆能自谋其利益，无待国家之相助，及见保护工人订约之法律，则决然判决之为无效”。所以，张氏认为原有的哲学、历史和解析三派的法学学说都会阻挠法律的进步，不适应于时代的发展。该派兴起的第二个原因是“近世社会和经济之状态变更，因此有新需要发生”。“自经济革命以来，巨城四起，工人麋集，职业之分日细，资本之集日多，旧有法律，早应重加审查，革故鼎新，不容再缓，故第四种学派乃应运而生”。

2.“新”“旧”之间，定位社会学法学为“新”张志让主张“欲知新学说之地位，不可不先知旧学说之内容，罗列兼陈，美恶斯辨”。②张氏认为，自古以来关于法律性质之认识有十二种，即“神授关于吾人行为规则”，“见容于神”的“古有习惯”，“先哲所习知关于吾人行为之安衢大道”，“表示万事万物之天然性质，以哲学方法而发现之原则”，“永久不变之道德原则”，“人民之合意”，“管辖宇宙之神智之反射”，“最高主权体之命令”，“为人类经验所发见，足使吾人意志在不妨害他人意志自由之范围内，有最完全之自由之条规”，“为哲学方法所发见，法学著作及司法判例所阐发的规则”，“有势力之阶级的条规”，以及“经济或社会原则对于吾人在社会中行为所表示之方针”。③对于上述十二种原则，如果再从法律目的观言之，实可分为三派，即“草昧时期”认为法律的唯一目的是“维持社会之安宁”，古希腊罗马时期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持各人在社会上固有之地位”，17世纪以后普遍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保护各人“自然平等”的权利与调和各人之自由意志。④张氏认为，这些学说“皆于法律史上，先后占优胜地位”，但近世出现的第四派则“颇如旭日春潮，方兴未艾”。张氏眼中的第四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新学派”，其时代背景是“大规模之工业如林，职业之分工益细，自由主义渐失效用”。张氏注意到此派学者“渐舍吾人意志而注意于吾人之需要与欲望”，“法律之目的不在于调和意志，而在于调和人类需要最多之满足”，“法学中之问题为评定各种需要之价值而予以法律上之承认”。评定各种需要的价值，张氏推荐了新黑格儿派柯勒(Kohler)的文明标准，新康德派施塔姆勒的“以具有自由意志之人集成社会”之标准和狄骥的“社会互赖与社会职务”之标准。他相信，“法律之进步，实可于此觇之矣”。⑤张志让认为“社会学法学成效已著，他日造诣，正未可量”，⑥此派“虽属新创，然势力已甚蔓延，立法司法各方面皆已受其影响，继长增高，其未来正未可量”。

3.率先阐释社会利益理论1923年7月，张志让注意到希腊政府于该年2月颁布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农地法。为了改变希腊农民极端困苦的状况，希腊政府强迫收买私有土地，以供贫乏农民之用。张氏认为其政府“不过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起见，不得不夺甲种人之地以授乙种人而已”。⑧可见，此时张氏已经意识到法律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1924年初，张志让详细地阐释了社会利益理论。他认为，社会与个人之利益问题是社会学法学派的首要原则。张氏首先阐明法律、权利、利益三者之关系。“在法律上之权利之后，有社会与个人之利益，法律承认之而使之成为权利”，即法律在前，权利在后，法律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和个人利益，而后产生权利。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如何协调呢?张氏认为，只要搞清楚了“社会为保全其存在计，有何需要与需求应受法律之承认”和“个人利益得承认至若何程度，而仍不与此种需要与要求相抵触”两个问题，个人利益便能与社会利益并存，成为法律上的权利。由此，张志让认为“社会利益之研究，实为制定法律之前提”，而应为法律所承认的社会利益应当包括“公众安宁、社会制度存在之担保、社会财源之保存、公众道德、公众进步和个人生命”六种。⑨张氏还认为，衡量各种利益，必须遵守“满足最多之要求”，同时“使其他要求受至小之牺牲”的原则。而这种衡量“每易随立法司法界个人观念而变更”，解决的办法在于“法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合作”，“由社会科学家以经验和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的状况和利益的轻重，将所得的结果供法学家采择”。①张氏注意到，美国法官卡多佐提议设立审法机关以及美国法律学校联合会设立法学研究所，都旨在促使法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合作。②由上可知，张氏接受了庞德的社会利益理论。就目前所见之材料，此为中国学界最早关于庞德社会利益理论的论述。

4.梳理欧洲三大民法典与社会学法学的相互关系张志让认为，因受18世纪之哲学和经济学观念的影响，该时期的法律思想认为“社会改造的基础，端在无限制私有财产权的承认，人权的保障，人民主权的产生，与夫政权的分立”，个人自由是法律的目的，“在私法范围之内，吾人行为皆以自私为动机，而社会利益不与焉”。③这种法律思想体现在《拿破仑法典》中，具有四个特点:一是法典为私法上唯一的法源;二是法律在保护有产阶级的范围内，人人平等;三是全部法典都是根据有数的原则演绎而来，“适用论理过度”;四是法条过于严密，法庭没有伸缩的余地，会导致法律不能应社会新发生的需要，不能适应各案案情的变化。④张氏认为，《拿破仑法典》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最大的缺点在于不能追踪社会的变化，最终成为“进步的障碍”。而法国的法官和学者们常以为该法典已经将全部法律关系涵盖而不思补救之道，故而难以持久。⑤张氏看到，19世纪中叶以来，社会和经济状况飞速变化，“生产之量日大，职工之分日细，劳工人数日增、阶级之冲突等皆为法典成立以前所未有”，由此，在法律思想上“个人主义渐为社会利益主义所战胜也”。张氏所称“社会利益主义”，是指“人群联合之观念”和“共和之观念”。“人群联合之观念”表现在“行政法对于足以影响法律关系之公共利益，加以规定;法律关系，一以公共利益为标准;立法者为保障公共利益起见，对数种法律关系，不复听由个人自由协定，而为特加规定;新法律采个人互助之原则;限制某种权利之行使，及对于不发生有形损害之行为规定责任”。“共和之观念”主要针对家属法，注重夫妻间之平等关系，父之权力渐减而义务渐增，私生子地位改善。

三、结语

关于法律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张志让提出了“社会学法学”之概念，与陈启修、李炘、陈霆锐等人提出的概念相比，名异而实同。不过，张志让的理解显然更为丰富，包含了许多前人及同时代的学者所未曾注意的内容。关于社会学法学兴起的原因，其他学者往往就法律的“个人主义”立论，而张志让则从法理方面论述过去三大法学派之“附腐失用”，并考虑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影响。张氏还注意了欧洲三大民法典与社会学法学兴起的相互关系，并率先引介了美国法学家庞德的社会利益学说。张氏并不囿于某国某位法学家之观点，对法国之孔德、狄骥，德国之耶林、柯勒、施塔姆勒，美国之庞德、卡多佐皆有考查，描绘了一幅相对完整的社会学法学之“世界谱系”。面对社会学法学在西方的强势传播，张氏并未盲目尊之为“法律发展之趋势”，而是仔细考查了批评者的观点，经考证之后才相信“法律进步之道，其在斯乎”。以上种种表明，张志让对社会学法学的理解，较之此前的学者，要略高一筹。1920年代，社会学法学之理论与思想在中国速兴起。先有陈启修、李炘、陈霆锐等人介绍，后有张志让等人详细论述，其后更有吴经熊、陆鼎揆、丘汉平等东吴法学院学者之发扬，当时在法学界最有声望的北京大学、朝阳大学、东吴法学院、北京法政大学等学校几乎都成了社会学法学的传播平台，绝大多数法学家相信社会学法学之思想是“法学进化之趋势”。社会学法学之强势，由此可见一斑。此一时期，中国现代法学的发展尚难称成熟，社会学法学对法学理论和各部门法学皆有不小的影响，从而对中国现代法学的发展起到了某种导向作用。学界对社会学法学在法理上的共识，又影响到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和司法，从而间接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法制进程。张志让在社会学法学方面的贡献，也是对中国现代法学之发展的贡献。本文仅从社会学法学方面立论，权当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关注此问题。无论如何，在中国法学发展史上，张志让是一名不能被忽略的“法学家”。

作者： 赖伟 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法学 第2篇

1卫生法学实践性教学存在问题

卫生法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受传统教学理念等因素的影响，卫生法学的教学方法较为单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没有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致使教学效果较差。为弥补理论讲授的不足，各医学院校也尝试了多种教学方法，比如假期实习、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等，但这些方法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缺陷，因而不能切实提高学生利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1卫生法学实践教学环节安排不合理

卫生法学的教学内容以医学和法学并重为教学特色，但在实践教学环节的安排上，医学与法学的比重却有着较大差别。一方面，医学院校对医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十分重视，一般安排有较长时间的专业实习和临床见习。另一方面，卫生法学的实践教学在医学院校中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与医学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学时设置相比较存在很大偏差，大部分医学院校没有开设专门的卫生法学实践课程，仅采用一些传统的法学实践教学方法，此种做法并不能体现学科特色。

1.2卫生法学的实践教学资源匮乏

目前，在卫生医学实践教学的场所安排方面，一些医学院校缺乏政法类院校所必备的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场所。加之，医学院校对于医学专业的重视程度较高，而对非临床专业的教学在经费投入方面支持力度较低，这就注定了卫生法学在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上不会轻易获得学校的高投入，使得医学院校建立的法学实习基地也仅仅是与当地公检法机关和律师事务所进行合作。另外，就卫生法学的实践教学师资队伍而言，具有医法交叉知识背景和医法专业实践经验的高层次人才较少，目前卫生法学的大部分教师来自于各政法院校的法学专业，其中也不乏非法学专业背景的教师，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卫生法学的实践教学的开展。

1.3卫生法学的实践教学手段形式化

卫生法学实习原本是学生培养实践技能、提高理论服务于实践的主要教学环节，但基于就业、考研、考公务员的情况，大多数学生对待实习的态度是敷衍了事，只为获取一纸实习证明。加之，学校和实习单位对学生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实习其实已流于形式。另外，在实践教学中，大多数医学院校采用案例教学，而案例教学法的运用流程为教师讲授—引出案例—学生回答—教师评析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学生并没有进行讨论前的准备工作，在分析案例时也没有激烈的言辞辩论，只是由教师评析案例后便宣告结束。案例教学法过于注重对法条的解释，缺乏生动性，尤其是缺少对具体操作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的各种非法条解释问题的演练，而模拟法庭教学法是建立在已知案情基础之上，相关的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都事先已确定，仅是审判人员、原被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角色事先已拟定，而且学生早已将模拟法庭的全部过程事先演练多遍并形成了剧本，学生在模拟法庭演练时根本不会遇到真实案件中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这就无法锻炼学生的临场应变能力，模拟法庭教学法逐渐演变成一场表演剧，致使模拟法庭的功能也逐渐在异化。

2诊所法律教育的特点

诊所法律教育的优势在于着重培养法律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以真正实现法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3］。因此，一方面法律诊所可为那些承担不起高额诉讼费的公民提供免费法律帮助。另一方面，诊所法律教育通过为社会弱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将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融合，这不仅是一种全新的法学实践教学模式，而且为法律援助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诊所法律教育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亚洲、欧洲和澳洲等很多国家的法学教育中，国外诊所法律教育对我国的法学实践教学同样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目前国内很多法学院校都开展了诊所法律教育。法律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既包括“训练守法精神”，也包括“扶植法治”。诊所法律教育在医学院校卫生法学课程中的尝试，对于那些将来走进医疗机构的学生来说意义重大。诊所法律教育所处置的案件具有真实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涉及卫生法的现实情境总是伴随着医疗救助的全过程，案件的复杂性、针对性、现实性较强，即便指导教师面对此情形有时也难以应付。因此，这对学生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从另一方面看，学生通过亲自代理案件、了解案件事实、调查取证和参与庭审，能够快速提高他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能力、独立办案能力和法律逻辑推演能力。另外，诊所法律教育也能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使其以法律专业服务人员的视角观察社会和思考社会，以医生的视角重新审视当前的医患关系。卫生法与社会、医患权益与社会公正、卫生法与医药卫生事业等新的课程教学内容都体现了诊所法律教育的价值趋向，这将有利于培养人格健全的、具备丰富法律专业知识的医学人才。

3诊所法律教育在卫生法学课程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3.1诊所法律教育与卫生法学的人才培养目标相契合

卫生法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着眼于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即培养具有医法交叉知识，擅长处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服务人才。这一培养目标的实现不仅要依靠课堂理论讲授，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法律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培养一种法律职业技能和法律思维方式。因此，法律教育不是单纯的法律知识传授，而是一种法律职业训练。而传统的法律教育只注重理论层面的讲授，这种纸上谈兵的做法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诊所法律教育的基本要求来看，它对学生的职业能力训练具有极大地帮助，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到真实案例，并以主体的身份去解决问题，全权负责整个案件，学生通过运用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对调查收集的证据进行独立的分析判断，使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语言沟通能力、司法文书写作能力等都得到了较大地提高。这既克服了案例教学法易被条文化的缺陷，也解决了模拟法庭虚拟化的难题。

3.2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学方式已日渐成熟

我国开始启动诊所法律教育始于2000年，当时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北京大学等7所高校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002年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4所高校陆续开设了该课程。2002年7月28日，上述11所高校共同成立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该会目的在于与国内外实施诊所法律教育的院校加强合作交流。截止到2013年7月18日，全国640多所法学院中已有163所加入了该专业委员会。目前，国内著名的法学院几乎都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并在不同院校中开设了各具特色、有所偏重的专业性法律诊所，例如:诉讼法律诊所、弱者权利保护法律诊所、妇女权益保护法律诊所、民事法律诊所、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律诊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诊所、公民权利保护法律诊所、刑事法律诊所、环境法律诊所、公益法律诊所、社区法律诊所等。这些富有成效的法律诊所可作为卫生法学课程的实践教学场所。

3.3诊所法律教育能更好地确保实践教学的效果

卫生法学是一门具有鲜明特色的新兴医法交叉学科，目前卫生法学教学工作大多由更易获取医疗卫生资源的医学院校承担。由于医学院校向来注重医学生的见习和专业实习工作，而医学院校对实践教学的重视和支持又是开展卫生法学课程实践教学的基石。然而，鉴于卫生法学课程在医学院校中的办学地位，现阶段医学院校对卫生法学课程实践教学的支持力度不够，而诊所法律教育实际上是借鉴了医学实践教学的模式，这更易为医学院校所理解和认同。同时，也有利于形成一套独特的卫生法学课程实践教学模式。

4提高诊所法律教育实践教学质量的建议

4.1加强卫生法律诊所基地建设

医院学校，一方面可以积极申请参加“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暨中国卫生法法律诊所专业委员会”，进而以会员的身份接受该专业委员会的指导，以加强与其他医学院校的合作与交流。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医学院校教学医院丰富的资源，加强与教学医院医务科等医患服务机构的合作，建立有特色的卫生法律诊所，这样既保证了医疗纠纷案件的来源，又能发挥卫生法学的学科优势，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卫生法律诊所在实施教学功能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服务功能，因而就其设置模式来看，它可以是附设在校内的内置式，也可以是附设于校外的外置式。内置式可考虑将卫生法律诊所设在模拟法庭，使其起到律师事务所的作用，学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模拟法庭会见当事人，提供卫生法律咨询，代写司法文书等。当学生积累起丰富的办案经验时，还可以代为调查取证和参加庭审，学生承办的案件数量应以1－2件为宜。外置式可考虑加强与一些社会组织的联系与合作，比如当地卫生局、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法院、社区基层组织、检察院等，将卫生法律诊所附设于上述机构中，以便共同构建卫生法律诊所。

4.2开设卫生法律诊所教育课程

鉴于卫生法律诊所教育实施的现状，医学院校应当增设卫生法律诊所教育课程，明确其课程性质、授课学时、课程学分、开课对象等。可考虑将该课程设置为限定选修课，具体学时可参照各医学院校的教学计划而定。在课程时间安排方面，该课程可以考虑在大三年级的学生中开设。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受师资力量和教学成本所限，不能在所有学生中启用诊所法律教育;二是，该课程只有在学生完成了法律和医学基础知识的学习，并基本掌握了医疗卫生法的相关知识，才能真正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另外，在课程内容设置方面，应涵盖卫生法律诊所教育的目的与意义、卫生法律诊所教育的基本方法、会见当事人的基本流程、律师职业的基本技巧与策略、提供卫生法律咨询的技巧、司法文书的写作、案件代理前的准备工作、谈判的策略、代理民事案件的策划方案等内容。在考核方式上，应重点对学生的综合办案能力进行考核，不宜采用传统且机械的纸质笔试结业考试，应当探索出一套科学的、富有人性化的、灵活多变的考核方式。

4.3多途径解决经费问题

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长期以来，卫生法学的教学经费问题是制约诊所法律教育发展的最大障碍。鉴于诊所法律教育需要较高投入和卫生法学课程在医学院校办学规模较小的现实情况，医学院校应为诊所法律教育多途径的筹集经费。一方面可积极寻求同类型院校联合办学，以降低办学成本;另一方面要积极寻求社会组织的支持，如与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卫生行政部门、附属医疗机构、妇联、法律援助中心、工会、消费者权益保障协会等建立联系，通过学生的案件代理工作，既可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在基层地区的开展，又能在锻炼学生办案能力的同时，获取一定的工作报酬。

4.4加强卫生法学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力度

目前，在卫生法学课程的师资队伍中，相当一部分教师只具备了法学背景或医学背景，具有医法交叉知识背景的教师较少，甚至有些专业教师还没有律师执业资格证书，并缺乏处理医疗卫生纠纷案件的经验，这些因素都制约着诊所法律教育在医学院校的开展。对此，一方面要积极鼓励教师通过各种方式外出深造，加深对医法交叉知识的学习，激励教师在取得律师执业资格证书的基础上，通过外出兼职，提高其实践能力，使其成为教学和实践的双师型教师。另一方面可以采取外聘的方式，邀请一些资深的卫生法学专家、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对学生进行指导，让学生更多地了解社会，掌握法律流程运作技能。

4.5建立科学的法律诊所管理制度

法律诊所一旦设置成立，医学院校应当根据卫生法学的特点制定科学的法律诊所管理制度，如制定指导教师工作标准及办案流程规范等。因为学生没有社会实践经验，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办理案件，指导教师要增强学生的风险防范意识，明确法律诊所对学生工作的具体要求，预期评估客户的合理期望值，逐渐培养学生办理案件的心理承受能力。除此之外，为提高法律诊所的实践教学质量，诊所还应当制定诊所法律服务工作流程、司法文书存档管理规范、奖惩措施、办案质量评估体系等制度。

作者：杨自根 单位：滨州医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学 第3篇

一、在中国的传统认识中

书法与美术、音乐、舞蹈等是并列的。现在美术、音乐、舞蹈都是一级学科，而唯独书法在美术学之下，屈居二级学科,这显然是不公平、不恰当的。在国家技术监督局1992年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中，书法与它们还处于并列的地位。书法有其明显的独立性。把书法归于文学，它好像又不能脱离艺术；把书法归为艺术，又好像与哲学互为表里；把书法归为哲学，它又与历史学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将书法归为历史学，他又与教育学难以分离。书法的学科定位确实让人伤透了脑筋，因此出现了各个学科里都有招收书法生的现象，有的属于文学院、有的属于美术学院、有的属于历史学院，有的属于传播学院，还有的属于设计学院等。书法学具有独立的内容，它与许多学科发生关系，如文学的、绘画的、历史的等等，但这些学科永远代替不了书法本身，这就是说书法学独立的学科建设是必要的，否则，将会造成学科结构上的纠结。几千年来，人们在书法中注入了太多的内容，书法几乎无所不包，这样书法学本身就具有独立的性格。若将书法提升为一级学科，更符合事实的情况。可以将一级学科中的“美术学”改为“书法与美术”，同“音乐与舞蹈”并列，这样各种关系就比较顺畅。以这样的学科定位，各校可以组建书法学院。现在全国已有两所书法学院，绍兴文理学院的兰亭学院和曲阜师范大学的书法学院。另外还有两所书法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院和西北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院。建立书法学院，无论从文化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认可程度，都已具备条件。书法学院的建立将有助于书法学科的归属，书法应该摆脱不正常的依附关系，回归本然。现在我国已有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同样我们也期待着独立建制的中央书法学院、中国书法学院的成立。

二、书法学学科建设是为了使书法这门学科成熟起来

那成熟后的书法学专业是什么样子呢？根据对学科建设的基本经验和认识，书法学学科也应具备一般成熟学科的基本要求：学科理论基础已经建立，概念、术语界定清晰规范，拥有独立的知识体系、课程体系，有稳定的学科研究方向，有高水平的研究团队和有影响的学科带头人，有独特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有较高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研究成果，有较大的社会影响等。从长久的发展眼光来看，书法学学科建设要有大书法学的概念，给书法学专业以更高的学科定位。所谓“大书法学”要包容书法的一切，在书法学学科内文化和艺术高度融合统一，不可偏废，书法是有丰厚积淀的传统文化的混合体，不容分解。弘扬书法学最根本的途径是技道兼修、文艺并重。这种大书法学的学科概念不会导致书法学本身的分化，不能把书法学分化为书法艺术学或书法文化学等，它们都是大书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许可以说书法艺术学、书法文化学、书法文字学、书法考古学、书法文献学等是书法学的分支。同时，书法学学科方向定位应是多向度的。对书法学专业关注的角度不同，会赋予书法学学科建设以不同的内容。这与大书法学的概念并不矛盾，这种多向度的定位也应该在大书法学的背景下进行。书法学学科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弘扬祖国的文化经典——书法艺术。书法艺术最大的优点是文、艺结合。书法既包含丰富的文化内容，同时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书法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起来的，搞好书法必须打好中国文化的底子。书法内在的艺术因素倾倒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书法上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是中国书法最可宝贵的东西，使书法显得厚重；书法上所体现的艺术因素是使书法显得活泼生动的东西，给书法披上了靓丽的光环，因此都要积极地予以传承。书法丰富隽永，在书法上前人追加了太多的内容。通过书法教育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艺术修养，提高国人的基本素质。现在全国书法学学科多数处于生成期或生长期，离成熟期还有相当的距离，高校书法工作者应该有足够的决心和耐心，利用现代教育的学科细化的优势，充分提升传统书法教育的档次和水平，继承书法的优良传统。

三、书法学学科建设的含义是建立、发展书法学学科

“书法学学科”的含义本身有两个层次，一是书法学学科群的概念，一是单门书法学学科的概念。在本文中，“学科”主要是“学科群”意思，这一“学科群”中当然包括书法学单一学科的内容。在书法学学科建设中这两种含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书法学学科的建设就是要把相关老师组织起来，以培养书法人才为主要目的，同时也要兼顾书法研究和社会服务。书法学学科建设有其独特的组织形式、研究对象、知识体系、技法体系、研究方法、传统基础和文化背景等。书法学学科建设要完善学科运行体系，使其具有专业的系统性。古代丰富的书法论著、当代许多的研究成果、书法基地建设以及书法教育现有的体系等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书法学学科建设的内容非常庞杂，甚至可以说是不断延伸、无限扩展的。从书法学的教育实施方面来说，包括课程计划、课程目标、培养规格、教师管理、教学管理等方面。从书法学的研究方面来说，包括确定研究方向、培养学科带头人、组建研究团队以及研究基础设施的建设等。从社会服务的角度来说，包括书法的非物质文化保护，提供书法的其它社会服务如春联书写、装饰布置、书法鉴定等。不同教育层次也要有不同的要求，如本科教育偏于实用的知识技能，研究生教育则加强研究能力的培养。在教师个人创作上要强调自由和独立，在培养学生和研究方面要强调合作。书法学专业由于起步晚，存在着诸多问题，譬如，目前与文学、历史学、音乐学等相对成熟的学科相比较，书法学的课程设置多偏雷同、单一。书法学学科建设应向纵深发展，如课程开设就可以增加书法文献学、书法文字学、书法文化学、书法美学、书法市场、现代书法等。各学校要根据不同的区域特点、师资力量等条件，确定组织形式和发展定位。现代书法教育方法对许多传统的教育方式是颠覆性的，过去一种正体的基础往往要苦练几年甚至几十年，而现代教育几年内往往已把许多的经典作品梳理了几遍，改变了以往的慢节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代教育的特点是学科细化、科学化，书法的文化和技法的基础也越铺越宽，这也胜于传统的教学方式，是学科建设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四、人们在学科建设上常说要“顶天立地”，书法学科的建设也要这样

“顶天”就是要敢于规划书法学专业发展的宏伟蓝图，“立地”就是要脚踏实地地从基础做起。书法学学科建设方兴未艾，我们要抓住机遇，履职尽责，要广泛听取各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适应现代教育的需要，完成书法教育从师徒传授到课堂教学方法的转换。学科建设要因地制宜、逐步发展。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阶段性，书法学科的建设也是如此。书法学科的建设要从几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学校的师资，二是学校的基础条件，三是社会的需求。各高校要充分考虑现实情况，确保基础，理性稳步发展。在项目、人才引进、研究上寻求突破，形成特色，然后整体推进，进一步提高学科建设的发展水平。各学校要做长远打算，不求一步到位。有了长期规划，这样才能做到发展有目标。如艺术院校，可偏重艺术性，师范院校可偏于教育，综合类大学可侧重于文化。但要平衡发展，不可走极端，要兼顾书法的各个方面。我们说字要四面均停，书法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也要四面均停。发展特色和平衡发展并不矛盾。我们不能用唯一的标准来要求各校的书法学学科建设。我们也不否认书法学学科有跨越式发展的可能。可以说现在各校书法学专业在成立之初其内在建制多不成熟，书法学的许多相关课程都有待于开设和完善，许多术语还需要进一步确定它的范畴，例如什么是创作，创作的标准是什么，都存在着争议。但这不影响书法学科体系大格局的建立。书法学专业是在书法热的推动下，在社会对书法有一些研究积累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外部动因要远远大于内部动因。现在各高校纷纷建立书法学专业，开展书法教育，书法学学科的深度建设势在必行，内因得到了释放。在内外动因的双重推动下，书法学学科的建设一定会不断地推向新的高度。只有把书法研究的平台搭建起来，才能凝聚一批学者，才能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基地，得到社会更广泛认可，产生更大的影响。

作者：孟宝跃 高玥 单位：淮北师范大学

法学 第4篇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法学教育作为当前高职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门专业，特别是在当前社会对法律专业人才需求不断增加的新形势下，高职法学教育的重要性日益体现出来。尽管近几年我国高职法学教育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在具体教学中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特别是法学教育教学方法的陈旧和落后，更是给我国高职法学教育带来了严竣的挑战。在当前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越来越迫切的新形势下，高职法学教育教学中更要加快教学方法的改进和创新，确保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法律专业型人才。

一、建立有自身特色的法学教学方法

（一）在当前高职法学教学中，需要提供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将课堂式教学与其他教学方法有效的融合在一起，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法学专业教育通过对教学方法的创新，也能够更好的完成法学教学的任务。

（二）在法学教育教学中，对于教学方式的选择，需要根据自身学校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具有特色的教学方式，在教学方式选择上，可以借鉴好的教学方法，但在借鉴过程中需要打造具有自身的特色，根据其现有的土壤和条件来做好移值工作。即高职院校法学教育教学方法需要重视自身的特色，不能完全的照抄照搬。

（三）在高职法学教育工作中，需要形成一套较为完善和实用的法学教育体系，确保教学方法体系的严密性、科学性和特色性，众多教学方法并没有主次之分，需要根据自身的具体实际情况来分别对待和选择，并使各种方法能够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各高职法学教育工作者需要加强沟通、交流和配合，做到资源的共享，这样才能进一步对法学教育教学方法进行改进和完善。

二、实行交互式教学

（一）在高职法学教育教学中为了能够更好的提高学生的学习的主动性，可以采用启发式教学，教师可以根据课程的特点，通过一些小的法律轶事和法律案件片断来对讲解所学内容，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师在整个教学中充分的发挥指引作用，引导学生对所学问题的深入思考，从而激发其学习法律知识的热情。

（二）为了能够有效的提高高职法学教育教学的质量，则在具体教学中需要充分的利用各种教学媒体和教学手段。特别是现丰各中先进的教学工具已在高职学校中普遍应用，这对于法学教学方法的改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法学教学方法多样化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条件。在法学理论教学中，教师要授课过程中可以能完这对现代化教学工具的运用，从而带给学生听觉和社觉上的震撼，以生动和逼真的形象和画面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进一步对法学的深奥性进行深入研究。

（三）在交互式教学中，教师和学生要处于平等的地位。这就需要高职院校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和谐的法学教学和学习的氛围，这样师生才能共同学习和共同进步，同时还要打造交互式教学的平台，为师生提供自由交流和沟能宾机会，从而将交互式教学的优势更好的体现出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其良好的法学逻辑思维能力。

（四）在交互式教学中，能够更好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树立良好的学习心态。使学生认识到高职法学教育对专业性和实践性的高要求，其自身具有其他普遍高等教育学生所无法具有的优势，这样才能在学习中树立明确的目标，燃起希望，使其成为学好法律知识的动力，从而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专业型法律人才。

三、重视实际与理论的结合，实行案例式教学法

（一）组织相关教育者编写相应的案例题库作为知识储备，与课堂教学配套使用。教育者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来进行，如可以先讲授有关法学内容，然后再下发一些相关案例来督促学生的进一步深入，也可以先下发相关案例，然后启发学生从中寻找问题，解决问题。无论是哪种形式，都应该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来确定。

（二）目前电视节目占各类法律节目较多，节目的案例不仅通俗易懂且具代表性，通过专家学者对其中法理的分析点评和诠释，将法律生动地展示给了观众，社会效益极大。因此在高职法学教育教学中可以组织学生观看以上类似法治节目的案例分析，进一步锻炼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

（三）法学教育者可以就相关案例组织学生展开讨论和辩论，以提高学生的应变能力，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在讨论和辩论之后，法学教育者应该就案例中出现的问题向学生做相应的讲解和引导，并可要求学生就案例分析情况写出相应的法律文书或法律解决意见。四、学以致用，实行实践式教学方法这里提到的实践式教学方法，类似于很多法学教育工作者口中的“诊所式教学”。法学专业的学生需要从教师指导下的实践中学习运用法律的技能。该教育方式的特殊性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学教育模式。但笔者认为这种“诊所式”教学方法应该是广义上的，包括一切实践性质的教学方法，如模拟法庭、司法机关实习、法律志愿者活动以及法律辩论赛等等形式。高职法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必要的法学理论基础知识和较强的法律应用能力，熟悉常用法律法规并能熟练地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各种纠纷，能够撰写各种法律文书，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的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所以，实践式教学方法是实现高职法学教育目标，培养合格高职法律人才的必由之路。

结束语

总体上来说，高职法学教育培养的是应用型、技能型的法律人才，与一般高校的法学教育存在一定差别，高职法学教育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努力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教学方法，推动高职法学教育更快地发展。

作者：徐丽君 单位：哈尔滨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