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论文文明冲突论中的中华文明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三年后，他补充、修改了自己的理论，出版了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这本书中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的观点。他认为冷战后，世界发生冲突的根源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文化差异引起的“文明冲突”将主宰全球。
摘要：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文明冲突论，并把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分为八种。其中中华文明以及其核心国中国被认为是未来影响世界秩序的“麻烦”，而中国政府潜在的对此做出了政治上的回应，提出了“和谐世界”的观点。
关键词：文明冲突,中华文明,和谐世界
一、“文明冲突”中的中华文明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文明的和多极的。”在世界范围内，亨廷顿认为文明可以分为七种或八种，分别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文明、西方文明、非洲文明（可能存在的）。这其中的中华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甚至也许还要早。在《外交》季刊中，亨廷顿把中华文明又称为儒教文明。
“冷战后的世界，国家根据其他国家的意图来确定威胁，而这些意图以及看待它们的方式受到文化考虑的强大影响。公众和政治家比较能够理解和信任与它们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他们认为威胁主要来自于那些与他们不同语言、宗教、价值观、体制和文化的国家”因此，在亨廷顿看来这七、八种文明间的互动对当代世界秩序有很大影响。他认为未来世界的最主要冲突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这里的非西方，亨廷顿特别指出了亚洲社会和穆斯林社会，即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
亨廷顿坚信物质上取得成功必然会引起文化上的扩张，硬实力衍生出软实力。东亚的经济发展改变着西方与亚洲的力量对比，具体讲是与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东亚经济的成功被看作是文化优越的显示。面对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施与的压力，亚洲越来越有能力和底气与之抗衡，而作为亚洲领军人和中华文明核心国，中国不可避免的被亨廷顿视为未来文明冲突中最可能惹麻烦的，中华文明将会对世界构成挑战。
二、文明冲突论中对中华文明的几个误解
（一）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联合攻击西方文明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说“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别极大，随着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它们与西方的关系持续紧张，并经常出现严重的对抗。”亨廷顿认为文明核心国家之间将可能形成同盟，随着伊斯兰教和儒教间的联系不断扩大，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伊斯兰国家和中国有可能相互合作，形成与西方对抗的联盟。
对于亨廷顿的这种观点，中国学者持否定态度：
1.中国历来主张“和为贵”，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包容性强，不具有攻击性。从历史上看，它十分重视统一，对扩张并不提倡。众所周知，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侵略行为，并承诺永不称霸。
2.广义的伊斯兰教与政治意义上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不可混为一谈。当下与美国冲突的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中的极端势力，而不是作为把伊斯兰教作为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整个伊斯兰地区。其实，在伊斯兰世界，原教旨主义也不受欢迎，许多国家对它非常排斥。在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原教旨主义导致了社会极大的不稳定，成为政治严厉镇压的对象。此外，伊斯兰世界各国间的差异过大，彼此鄙视，没有一个能担当领袖角色的“核心国家”，根本无法协调一致的对付西方或者其它文明世界。因此，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会发生大规模冲突不是必然的。
3.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两者有不同的政治主张、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从本质上看，这两种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共性甚至要比他们彼此间的共性还要多。
（二）中国武器扩张威胁西方
亨廷顿在他的书中写到，“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将其不断增长的经济资源转化为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所有其他大国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和自我伸张。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
作为世界军事力量之首，西方为了维持这种优势强烈反对武器扩散，而非西方世界国家，尤其曾经是西方国家殖民地的国家，为了摆脱重新受到西方世界奴役的命运，必然要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来为经济和政治的独立提供保障。但是中国历来倡导和平共处，强调不称霸，反对战争。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并不会必然导致与西方发动战争。
另外，亨廷顿还强调，为了与西方抗衡，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可能会在军事发展上结成同盟，特别是在运载火箭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亨廷顿的这种说法太过武断，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军事贸易并不意味着要联合起来对抗西方文明。美国和沙特、科威特等国家也有武器合作，其程度之深、范围之广，都远超中国，所以不能把军事贸易作为文明冲突的佐证。
（三）未来中美战争将发生
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美国与亚洲间联系逐步加强，相互作用不断扩大，美国权力的相对下降和中国的崛起突显了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冲突。崛起中的中国对美国的霸主地位形成了挑战，“中国的崛起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
显而易见，亨廷顿的观点与当前“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相悖。当前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中美两国都有能力打世界战争，但两方都拥有可以毁灭对方数十次的核武器，因此两方又都不敢轻易的挑起战争。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扩大，两国在经济发展上寻到了共同利益，经济上的相互制约减小了战争的可能性。再次，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不断的相互了解，制止战争、维护和平是中美两国人民共同的要求。
（四）文明间联系引起冲突
在亨廷顿看来，美国与亚洲的贸易、交流不断增多，这增加了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伴随着相互联系的增强，双方社会都感到对方的行为和信仰对自己构成了威胁，而在此之前由于双方距离遥远，这种威胁感是不存在的。
世界政治一体化使各文明间的联系不断加强，这种联系，除了像亨廷顿所言可能引起冲突外，也有可能加强各文明间的了解与渗透，缩小差异，消除仇恨。就中国文化而言，改革开放后，中国快步融入了世界大潮中，在了解外部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不断的吸取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并没出现仇恨域外文明的现象。另外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的形成，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吸收与融合，都证实了文明不是引起冲突的主要原因，它恰恰是促进不同国家与民族间互相了解的重要因素。当前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正在加强，互相理解和吸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益的文化特点，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共识。
（五）中国崛起对世界产生威胁
亨廷顿认为，通常新的大国的崛起会给世界带来极度的不稳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增长，国际影响力增大。作为一名美国学者，亨廷顿更加关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在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要处于绝对优势，他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了担忧。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中国威胁论”也进一步扩大。
孔子有云“礼之用，和为贵”。“和为贵”是中国的传统思想，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中多个不同字体的“和”正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崛起后对于世界政治的态度。经历几千年传承中华文明实现了伟大复兴，对于其他文明来说，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中国一直在提倡和践行着和平共处的原则，会极大促进世界文明的和谐发展。
三、中华文明的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奈博士认为一个国家的实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硬实力即强制力，来自一个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软实力源自一个国家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的吸引力。”过往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实现本国利益都不能仅仅依靠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中华文明拥有数千年的文化沉淀，只有充分利用、发挥好软实力，才能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为中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打破西方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中国威胁论”。
当下，“中国的统治精英正在掀起一场提倡‘和谐中国’与‘和谐世界’的浪潮。这是打造世界新秩序的百年大计，能为人类子孙万代造福。”中国各民族在几千年岁月长河中不断融合的经验为世界秩序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即不同信仰、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地域的各民族间是可以和谐共处、相互促进的。
2005年9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政治主张。他强调人类要建立一个法制的世界，国家、地区与集团之间不以武力相逼、和平共处；在经济上，国家、地区与集团之间共赢、共荣，中国的发展要与世界的发展共享；在文化上，不同文明的国家要本着“和谐世界”的原则加强对话、求同存异、互相学习，尊重文明多样性。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正是中国间接的回应了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对中国的担心。和谐世界是文化多元化的一种视角，中国经济的崛起验证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使得世界开始相信“西方文明”并非唯一先进的，各种文明都是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一部分。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不仅解决了中国自身发展道路问题，也建立了全球国际政治伦理与国际秩序的准则。它强调各国和谐共处，建立民主的世界，实现不同文明和谐进步，建立包容的世界。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秩序的机遇而不是挑战，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一样都是世界文化资源的重要一部分，共同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虽然不同文明间的差异不可完全消除，但是世界范围的“文明冲突”并不会必然发生。“和谐世界”是一种关于世界秩序的全新“范式”，只有不同国家间和谐共处、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才是建立和谐世界、促进人类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条件。
下一篇：法理论文合作话语权的共建
